周浦万达一商户门口贴出治安笑脸,表示该店扒窃案发生率低。 /晨报记者 张佳琪
周浦万达借鉴食安提示做法,根据偷盗案发生率在商铺醒目处贴提醒标识
试行一年,扒窃拎包类发案率下降两成,抓获扒窃嫌疑人80多人
晨报记者 倪 冬
周浦镇是原南汇地区的第一大镇,这个从明代弘治年间建制的古老城镇素有“小上海”之称。
2009年,万达商业广场进驻周浦后,在带来商业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导致拎包扒窃等案件持续高发,“一个双休日曾被偷掉12部苹果手机”。
面对这一突出问题,周浦派出所联合万达管理方,借鉴餐饮业公示餐饮企业食品安全状况的做法,根据拎包扒窃的发案率,给各家商铺贴上“哭脸”和“笑脸”,用作顾客评判商铺治安状况的直观依据。自去年11月试行至今,周浦万达广场的扒窃拎包发案率下降了约20%,抓获各种类型的扒窃嫌疑人80多人。
一个周末曾偷掉12部手机
“哭脸、笑脸”举措的诞生,源于周浦万达居高不下的拎包扒窃发案率。
“去年底的一个双休日,我听说整个商场被偷掉12部苹果手机。”11月13日,万达广场C&A服装店一名女服务员告诉晨报记者,扒手也曾光顾过他们店,“趁顾客试衣服时偷包,甚至还偷我们店的衣服”。
另一家服装店的男店员说:“不少‘小偷’是熟面孔,有的抱着小孩,有的是‘大肚皮’。”
对于店员反映的扒窃高发现象,周浦派出所所长姚斌并不避讳,他给出了一组数据:
2009年9月,周浦万达开业后,有100多家商户进驻,日均客流量达到6万人次,节假日峰值逾10万人次,整个周浦地区的警情随之急剧上升:2009年仅开业4个月,全年的110警情数就比2008年上升了15%。
2010年,110警情数又比2009年上升了34%,发案率持续升高,主要是发生在万达广场的扒窃拎包案件。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也困扰着万达。”姚斌说,整个周浦派出所只有75名民警,每天的110接警数在100起左右,分管万达商圈的治安组有8名民警,而且这8名民警还要负责其他治安防范任务。
“因为警力有限,再加上不少扒窃嫌疑人都是‘惯偷’,我们即使穿着便衣,他们也能认出来。”姚斌说,这让派出所意识到,想要降低扒窃拎包的警情,“只靠派出所和万达管理公司‘两头热’,难度很大”。
营业员暗语引发试点探索
“有一次,‘便衣队’跟着一伙扒窃嫌疑人,进了一家卖服装的连锁店,就听到几个营业员私下里说,‘客人到了,客人到了’……”姚斌说,后来他们才了解到,店员所说的“客人”实际上指的是小偷,因为害怕小偷报复,他们就用这种暗语提醒同事注意,看护好自己区域的服装,防止小偷偷走衣服,“这就像公交车司机和售票员防‘车扒’一样,一看到小偷上车,就提醒乘客‘往里厢走走’……”
这几个营业员之间的暗语提醒,让周浦派出所的民警意识到,每家店的服务员对那些扒窃拎包的“熟面孔”是非常了解的,只是她们平时更关注的是店里的衣服是否被偷,而不是顾客的财物是否被盗。
如何才能调动这些店员的积极性,把万达的所有门店都发动起来防范扒窃呢?
“餐饮业用‘哭脸’、‘笑脸’标示卫生状况的做法,给了我们启发。”姚斌说,派出所决定根据周浦万达每家商铺扒窃拎包的发案率,贴上“哭脸”和“笑脸”,作为顾客评判这家商铺治安状况的直观依据:以3个月(季度)为1个考评周期,对考评周期内未发生偷盗类案件的商铺,于店内进门醒目位置张贴“笑脸”标牌;将发案超过3起及以上的店铺评定为防范薄弱商铺,张贴“哭脸”标牌予以警示。
为鼓励商铺积极参与防范,万达广场管理方承诺对本年度内连续4个周期被评为“笑脸”商铺的,次年租赁可优先续约,并在物业管理费等方面给与优惠。但对被评为“哭脸”商铺的,则由派出所经常性上门督促或约谈负责人。
此外,凡是提供线索帮助公安机关抓获或直接扭获犯罪嫌疑人的,由广场管理方落实专项资金,予以现金奖励,并可优先获得优秀员工评比资格。
试行一年发案率下降2成
“一旦挂上哭脸,治安不合格,影响到客户了,业主方就要找服务员‘谈话了’。而且,挂了‘哭脸’以后,店长也觉得没面子。”姚斌说,周浦派出所还专门梳理了这几年的案子,发现鞋店、服装店和超市是最容易发生拎包扒窃的3个“重灾区”:“试鞋子时,包容易随处放;试衣服时,包肯定要脱身的;超市里买东西,包大都是放在手推车里的。”
为了加大破案力度,周浦派出所督促广场方加大监控设备投入,鼓励私营业主自行在店铺内安装监控探头,同时将商圈200余个探头梳理成一张监控网,定期将警方掌握的嫌疑人图像资料传送至商场图像监控室,使商场的视频巡逻工作更具针对性。
万达广场1楼一家鞋店的店员告诉晨报记者,今年4月份,同事在店里就曾发现过3名女子尾随一名顾客偷东西,后来他们悄悄报告给了商场保安部,最后抓到了这3名女子,为顾客挽回了损失5000余元,“我们现在看到可疑人员进店,都会提醒顾客把包放放好,有时还会帮他们把包放到服务台保管起来。”
据周浦万达物业的康经理介绍,因为商铺内案件高发,再加上效益不是很好,一家药妆店的租约到期后,广场方就没有选择与其续约。
据统计,自去年11月试点启用“哭脸”、“笑脸”至今,周浦万达广场的扒窃拎包发案率下降了约20%,抓获各种类型的扒窃嫌疑人80多人。
[记者观察]
为什么不少小偷是熟面孔?
“现在小偷明显比以前少了,但还是有,个别抱小孩的,还有‘大肚皮’的反复来。”万达广场一些服装店的店员有些不解,为什么这些小偷没法处理。
这些店员所反映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普遍的执法困境。今年9月,被网友称作“盗遍上海滩”的白衣女子唐某曾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而“她被抓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民警,她怀孕了”。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孕妇、哺乳期妇女均属于特殊法律主体,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习惯称之为“两怀妇女”,即怀孕和怀抱小孩。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
正因为这条法律规定,怀孕成了一种手段,成了一些犯罪嫌疑人的“护身符”。据警方事后查证,仅在去年一年,唐某就有7次盗窃前科,均被取保候审或者治安处罚不予执行,因为当时她也处于孕期。而且,在这些案件中,唐某参与的团伙并非固定一个,而且几乎每次伸手偷盗都是由唐某实施的,其他人主要扮演望风或分散注意力的角色。
“白衣女子”唐某被警方抓获后,因怀孕3个月被警方处以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
“现在很多时候,警方能做的就是尽量扎紧篱笆,争取让这些人每次来都偷不到,尽量挤压她们的犯罪空间,提升她们的犯罪成本。”一位法律界人士直言,这些扒窃嫌疑人都很会看风向,发现这个地方防得严了,就换个地方继续作案,因此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得靠制度的顶层设计,同时从立法层面对组织“两怀妇女”实施盗窃的指挥者和幕后操纵者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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