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里约热内卢１２月４日电（记者陈威华赵焱）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巴西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接近５０００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２０１４年，根据巴西官方统计数字，巴西人均ＧＤＰ按当时汇率计算约合１１３４５美元，仍没有突破联合国划定的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陷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与巴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１９８０年韩国人均ＧＤＰ仅为２２００美元，不到巴西的二分之一；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２０１５年韩国人均ＧＤＰ将达到３．６６万美元，是巴西的两倍以上。

难以走出的“收入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长期停滞的状态。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在拉美３３个国家中，除海地属于低收入经济体、一些加勒比小国属于高收入经济体之外，包括巴西、阿根廷在内的其他国家都属中等收入国家，经济状况长期徘徊在同一个水平，无法步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拉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并不低，阿根廷和智利甚至高于一些欧洲国家。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智利、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等国均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整体而言，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８０年期间是拉美经济发展的“黄金期”，整个地区年均增长５．３％；其中，巴西在１９６８年至１９７３年期间，更是取得了１０％以上的高速增长。

当时，拉美各国普遍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以发展本国工业产品替代从欧美进口制成品，减少对外国的依赖。但这种长期内向型的发展模式，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外贸出口减少，投资不足，资金短缺，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８０年间，拉美地区外债从２７０亿美元增至２３１０亿美元。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能源危机使国际经济陷入萧条，拉美国家无法轻易借债，内向的经济模式又使国家无力还本付息，于是“债务危机”爆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干扰。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９０年间，拉美地区年均ＧＤＰ增长仅为１．２％。

２１世纪早期，大宗商品繁荣周期带动拉美地区经济发展，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国仿佛看到了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曙光。但是，随着此轮大宗商品周期的结束，这些国家重新出现经济衰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下降，继续停留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与此同时，法国、日本、英国、新加坡等经济体，于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９５年期间先后超越中等收入水平，进入高收入之列。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滞留的时间，韩国和中国香港为１８年，日本和新加坡为１９年，而拉美国家普遍滞留时间达４０年以上，其中阿根廷达到５３年，且仍看不到走出“陷阱”的希望。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学者雷吉思·波内利认为，当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动力即将耗尽的时候，就应适时地转变增长方式，不能等到危机集中爆发时才做出调整，否则社会代价高昂。其实，１９７３年石油危机爆发时，巴西就已感觉到自身的增长方式存在严重问题，但它未能及时转型，错失了更上一层楼的机遇。

难以实现的“社会公平”

实现社会公平，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拉美国家在工业化的几个发展阶段，一直存在着“重发展，轻分配”或“先发展，后分配”等忽视社会公平的问题。美洲开发银行的报告显示，２００３年占拉美人口３０％的穷人仅获得国民收入的７．５％，占人口１０％的富人却拥有国民收入的６０％，基尼系数达到０．６。

巴西经济学家罗尼·林斯认为，拉美的工业化进程造成城市化的过快发展。１９３０年，拉美城市人口仅为３０００万，但在１９９０年即激增至３亿以上，２０００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７８％，其中乌拉圭为９３．７％，阿根廷为８９．６％，巴西为８０％。

过快和过度城市化对拉美现代化进程造成了严重后果，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造成失业剧增，住房紧张，交通拥堵，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服务水平大幅下降等问题。在里约，数百个盘踞山头的贫民窟成为滋生犯罪的温床，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收入差距的扩大造成多数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不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减弱。而贫富悬殊又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难以提升的“治理能力”

为了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国家进行了艰难地求索。上世纪９０年代，拉美国家实行结构性改革，接受了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否定了过去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经济政策市场化、外贸和投资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

这些改革措施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帮助拉美走出债务危机，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到了９０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的弊端就明显地暴露出来。它片面强调市场的功能，忽视宏观调控，对拉动经济发展的出口、投资和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处置不当，特别是忽视社会发展，失业增加，贫富差距加大，腐败之风盛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研究员费尔南多·维洛佐指出，人力投资停滞、教育质量低下等因素，也加大了巴西经济转型的难度，形成了阻碍竞争力提高的“巴西成本”。

曾任巴西战略事务部部长的瓦加斯基金会学者马塞洛·内里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是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战略计划和政策的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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