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受贿案开庭。检方指控，在2005年至2013年间，蔡荣生利用职务便利，在招录考生、调整专业等事项上为44名学生提供帮助，共受贿2330.8074万元。看到这一数字，小伙伴们都惊呆了，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此前刚介绍过南京原市长季建业受贿一千余万，蔡荣生一个处长，受贿金额竟然是副部级官员的两倍！

处长的权力有多大，竟然能贪这么多？早在1998年，朱镕基总理就说过“有些部门，处长在那里做主，地方的省长、市长来看他，他对人家连眼皮都不抬一下”，他点名批评当时的国家计委，并取名叫“处长专政”。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也颇有感触地吐槽：中国严格意义上是“处长治国”，投资环境的主要症结在处级及其以下。99%的企业家都要和具体的办事人员打交道，各处处长、副处长直到科员，这部分人的工作作风形成了具体的投资环境。”

今年4月15日，李克强总理曾就“处长把关”一事大动肝火。他说：“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难道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总理说的虽然是简政放权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问题，但在另一个角度上也凸显了处长们的权力之大，有些事务，处长大人不签字，还真就办不了。由于个人裁量权过大而又缺乏监管，近年来连连出现“处长巨贪”的劲爆新闻。

“跑路处长”蔡荣生：能让11岁儿童上本科

2013年11月，有消息称蔡荣生持假护照欲在深圳出关前往加拿大，后被截获、带走调查，一时间“跑路处长”的名声传遍网络。蔡荣生的问题主要出在“自主招生”上，即高校拿出一定比例的招生名额，针对有特殊才能的学生，自行组织考试，通过选拔的学生可享受高考降分优惠。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曾向人大的小伙伴打听过蔡荣生，他们表示蔡处长在人大早已臭名昭著，开豪车招摇过市“霸气侧漏”。人大一位教授向媒体透露：“蔡曾经让一个11岁的富二代上了人大的本科，这个小孩家里很有背景，听说7岁就开着奥迪上路”。另一名人大教师说：“蔡荣生不仅在学校里“呼风唤雨”，校外人脉也很广，“他比较豪爽，总参加一些商务宴请”。前几天，教育部通报了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刘亚在6家公司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况。与之相比，蔡荣生的能量更大，根据公开资料，他是7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其中3家为上市公司。

环保部处长李学智：要求老板脱衣“检查”再送钱

环保部华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督查三处原处长李学智， 2011年1月带队到河南省新乡市、安阳市检查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时，以给检查组成员购买化妆品为名，收受两市环保部门人民币16.6万余元，其中新乡市环保局出了11.9万元，安阳市环保局出了4.7万元，都是由当地造纸企业买的单。在新乡，李学智称新亚纸业存在偷注污水等问题，要求停业整顿。几天后，新亚纸业董事长宋某被李学智叫到了郑州，李学智首先检查了其手机通话和短信记录。李学智表示宋某的手机不错，希望宋某拿5个来。宋某留下10万元现金，李学智提出解决问题至少要三、五百万。第二天宋某拿去5部手机和30万元现金，李学智称至少要300万元，是给领导的。于是宋某又从公司支取150万元，送到了北京九华山庄一个温泉别墅。宋某称，进屋后，李学智让其脱衣服洗澡，宋某不愿意，李非得让其脱衣服洗澡，实际上是为了检查有无窃听录像设备。脱完衣服后，李问他钱带来了吗，宋某说带来了在车里。洗完澡后，宋某问要见的领导在哪，李学智说领导又来电话了，有急事来不了，领导让司机来拿钱。此后敲门进来的男子，看起来不像领导的司机，而像小混混，这让宋某感觉被骗。最后，李学智拉着一个拉杆箱，和宋某一起到车上，把150万元现金放进拉杆箱里拉走了。宋某说，他心里很难过，感觉上当受骗了。剩下的150万拖着没再给李学智。

财政部处长陈柱兵：收好处费事先定下比例

财政部企业司综合处原处长陈柱兵，被控10年间受贿2454.4万元，其主要犯罪行为发生在处长任上。陈柱兵在一次会议上结识了工信部专家卜凡金。此后，财政部联合工信部推出一个支持物联网发展的专项资金项目，陈柱兵正是该项目的管理人员。他与卜商量，可以利用各自的权力，通过帮助企业申请财政部专项资金，并索取实际拨付资金总额的20%好处费，二人平分。随后，卜凡金联系到山东某电动工具公司，让对方准备30万元作为疏通费用。该公司老板房某同意了，并于几天后亲自进京，在一家招待所内将装有30万元现金的布袋交给卜凡金。拿到钱后，陈柱兵将该公司的资金额度上调至300万元。陈柱兵曾被财政部选派为援藏干部。令人不齿的是，在此期间他不仅没有将精力投入到援藏事业，反而大肆接受当地企业贿赂，帮助他们获取财政部的扶持资金。

发改委处长“匡爷”：上班玩游戏让副省级候着

匡新，“出事”时身份是国家发改委基础产业司综合处处长。但调任综合处处长之前，他在民航处工作了逾十年。他在民航界无人不晓，业内送了一个“匡爷”的江湖称号给他。此人个性十足，媒体爆料称，匡新还是处里的小干事时，某航空公司采购了十多架波音757客机，邀请包括民航总局副局长在内的100多位民航系统人士到五星级宾馆赴宴，但该航空公司老总送走了民航总局副局长后，转身回来又单独宴请匡新。而波音和空客的人为了能跟“匡爷”见上一面，整个中午蹲守在“匡爷”吃饭的北京西四环某食府。还有一次，一位副省级领导去找匡新，他顾着自己玩电脑游戏，让人在外面等着，直到“Game Over”(游戏结束)才出来。

“处长巨贪”是一种典型的机关病，同权力过于集中，权力运行的过程不够公开透明有关。如今，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权力的下放、监督机制的健全，“处长巨贪”的现象得到有效控制。不过，在作风转变的大背景下，另一个现象需要引起重视和警惕，那就是“廉而不为”、“廉而慢为”，有小伙伴们告诉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现在到一些机关办事，手握得特别紧，茶泡得特别热，事儿却办得特别慢。有的企业家则吐糟：“现在请机关的干部吃饭，大家都不去，但说办事呢，大家又都不办，我宁愿你来吃饭帮我把事儿办了。”还有的基层干部抱怨说，拟办的事项拿给领导批阅，领导批了“依法办”，又拿着批阅单去找具体办事的人，却被告知“依法办”就是“没法办”。

当前，机关的小伙伴们都在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严以用权”的学习。在从严治党的背景下，“严以用权”就等同于“廉而不为”吗？显然不是。那么，如何拿捏好用权的尺度呢？道理很简单，以权谋私的事要坚决不为，而为人民群众谋福祉的事，不仅要大胆用权，更要用出实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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