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本刊记者 赵卫卫

12月9日，曾经的“政治明星”于幼军在中山大学开讲《反思“文化大革命”》，原本课程间隔两到三天，昨天于幼军在课堂上告诉学生，12月15日和16日他将集中讲完此次系列课程。

由于临时改期，今天讲座现场的人数比之前少了一半。于幼军之前在讲座中一再强调，他只想低调的度过退休生活，本次系列讲座只是针对中大校内研究生，这是一次学术活动，“研究无禁区”，希望仅限于在学术范围内讨论。

针对网上引起了热议，于幼军希望在引述讲座内容的时候尽量完整，有媒体曾把标题起为《于幼军：我有任务让大家自觉拒绝文革》，“任务”二字引起了多重揣测。于幼军纠正说，他的原话是“我有责任”而不是“我有任务”。

本次第三讲《“文化大革命”的正义力量和正效应》也是引起很多人关注的部分，于幼军提到很多他的同辈知青人的遭遇是一个悲剧，但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诸多的磨难困苦练就这一代人丰富的人生和多彩的阅历，收获了宝贵的人生财富”。

“当我在很困难的时候，我就想起鲁迅的那段话。他说，如果有谁，从人生的高峰坠入低谷，他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发现世人的真面目。人情世故世态炎凉都会看的很清楚。”

于幼军明年将会在中大招收哲学系博士生。讲座中，于幼军谈文革时农村状况时，联系到自己当初到山西工作时的一段往事。

以下为自述：

我当时到山西工作，到了大同矿工棚户区。我当时去了几次，有些地方就老不带我去看。我问工人住在哪里啊，他们就不带我去。后来我看到山坡上有大片大片的很低矮很破烂的棚户区，我就叫停车停车，他们跟我说省长咱们还要去下一站 ，我就喊住停车。

我一看，七八口人，住在用石棉瓦搭的不到两米高的棚子里（今天有山西来的同志，他们都知道）。没有上水和下水，没有厕所，很昏暗的电灯。家徒四壁，一个炕，外面有一条长板凳。我问家里几个人，他们说五个女儿加上夫妇俩。我问就一个床怎么住？他们说母亲和五个女儿睡在炕上，父亲睡在外面用来吃饭的板子上，过了几十年。我看了一家，看了十几家都是这个样子，我掉眼泪了。

当时中午一点多没吃饭，我就现场说，我们共产党对不起工人，对不起这些矿工。已经建国几十年了，工人阶级是我们的阶级基础和依靠力量，他们几十年挖煤矿多辛苦啊，多危险啊，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啊，但是几十年住在这么破烂的棚户区里面。

我问了有多少人，他们说光大同就有30万，全省有多少？110万。 我说如果我们还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的话，我们还配叫共产党人吗？我们对不起老百姓。当时省里、市里、县里和大同集团的人都在，我就在马路边开个现场会，安排谁谁谁负责什么。我说两个月，你们搞出一套方案，怎么改造棚户区，让30万人全部住上新楼房。

两个月之后，一天不差，我元旦的时候到那里，在大同待了四天，就研究方案怎么改造棚户区。后来我说，省政府出一点，市政府出一点，同煤集团出一点，剩下老百姓每平方米最多一百块就可以买下来。他们一般住六七十平米，人多的话一百多平米也就几万块，可以分期付款。 我问矿工承受的了吗？他们说承受的了。

后来这个方案在全省推广，有的县说拿不出钱。我说好办。今天大会有负责财政部门执行和纪律监察监督部门，凡是拿不出这批钱的，区县市三年内不准更换购买小汽车，这是第一，第二条，领导干部不准出国，第三，不准上酒（所有公务人员接待不准上酒）。（全场笑）

谁不执行就这么办。半年之后我去检查，这笔钱到位了吗？有没有没拿出来的？他们说，省长，没有，全拿出来了。

五年后，（我离开了，晚了几年）矿工陆续都搬进去了。我也答应了，你们搬进去了，我去你们家吃饺子。我就是落难期间，我也每年去矿工家里吃饺子，这是我最高兴的日子。矿工跟我也很好感情。我写《社会主义五百年(一至三卷)》稿费160万，我把钱全部捐给矿工成立一个社区文化中心。800多平米。

经历过文革去过农村看到老百姓看到了工人的这样的生活，只要有点良知——有的人连良知都没有，我不知道那些贪几十亿几百亿的官员他们还没有半点做人的良知。

（课件内容）最后这段话，同志们记就好好把这段话记住，这是文革的最大正面效应，：促使全党全国人民认识到长期以来占据党和国家主导地位的空想社会主义、左倾错误思想和极左思潮的谬误和危害，充分认识到我国原来受苏联理论和模式影响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存在的严重弊端和不可持续性，清醒的意识到必须终止和改变原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针和理念等等。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正是因为反思了文革，而且文革这种惨痛的教训使全党全国人民统一了思想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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