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颗肿胀的肺，日渐变硬，石头般，终于再也不能动了。

带着这颗不完整的肺，何全贵呼哧呼哧喘了11年，在8月1日傍晚再也喘不动了。

那个他曾一个一个写上工友名字的黑色小本中，有60多个名字。无一例外地，他们全部死于尘肺病。

两个月前，他还说：“看着他们一个一个离开，我知道，有一天我也会这么死，这就是我的明天。”如今，“何全贵”该是这黑本子上的最后一个。

那天下午，天极热。 何全贵如往常一样吃了半碗饭，准备打个盹。他刚刚歪下，又挪着坐了起来，让妻子米世秀给他背后放东西靠着。

米世秀走过去，何全贵哈她痒跟她闹了两分钟，气喘吁吁。他靠回椅子想喘一会儿。可突然又坐了起来，接着就歪倒在左边，一旁的米世秀怎么喊也喊不醒。

那个晚上，雨极大。雨柱狠狠地打着陕西大山里临时搭建起来的帐篷，和帐篷里的他的妻子、儿子、老父亲，以及赶来的村民。

在村民眼中，他走得突然，却又在意料之中。他早早为自己准备好的棺材，就搁在阁楼上，多年下来，上面盖着的塑料布积满厚厚的灰尘。

在外界看来，他与开胸验肺的张海超一样“出名”。一个是拿自己胸膛开刀的“维权英雄”，一个是活了11年之久的奇迹人物。要知道，何全贵的病友们很多或因病情加重死去，或因忍受不了痛苦自杀死去，或因妻离子散最终无人照料死去。

何全贵死去后，米世秀常彻夜开着灯。他的椅子、垫子、药都没动，一样一样地还在原处。儿子何进波从学校回家时，总是睡在父亲平时躺的床一侧，陪着米世秀。

“每天晚上，我都梦见他。给他洗头发，给他洗澡，背他去小便，背他回来。”最后的半年里，何全贵一步也离不开那个半个冰箱大小的制氧机。他只能在6米的范围内走动，门前的摇椅、里屋的饭桌和床，就是他全部的活动场所。稍微有些远的厕所，常常得米世秀背他过去，再背回来。

其实，早在他死去之前的几周，米世秀就不停地做一个梦，她梦到两个人在外面散步，山风吹着，他们一直走着，很开心。但最后就只有米世秀一个人在走，她怎么找也找不到他。

何全贵死后，米世秀、儿子、老父亲每隔7天就为他上香、烧纸钱，甚至把他的胸透片也烧了，“让他带着，在那儿也能看看病”。

某个晚上，我突然收到微信，那是何进波发来的照片，他父亲记录了我前去采访的那两天一夜。

透过屏幕上并不清楚的字迹，我能想象他佝偻着身子，用干瘦的手一笔笔写下这满满的一页纸，甚至每写几个字他都要直起腰来喘一会儿，“她带来了牛奶，营养品，还给我们留下了钱”。

我还记得，在他家借宿的那晚，因不忍吵醒我，米世秀在厕所发现蛇偷吃鸡蛋而不敢声张。何全贵的父亲，79岁的老人，一天超过12个小时在地里劳作。吃饭时，他一手端着一大碗米饭，一手频频向我举杯，不发一言。老人家常常一口下去，酒杯见底。似乎大口喝下去的啤酒能让他暂时忘掉儿子愈发沉重的呼吸，以及自己红肿疼痛的病腿。

那个夏日，何全贵还很不好意思地问我：“两个刺的一半是什么字？”因为有网友给他留言说沙棘能治病，他存了心思，平日摆弄手机时总想查一查，可因为不认识“棘”字迟迟查不到。

他跟张海超通了电话。“他换肺很成功，听说已经不喘了。”4年前他就听说过肺移植的治疗，40多万元的手术费以及术后需要常年服药让他不敢想，可他又忍不住想，“除去大病报销，如果治好了我还能干20年，这些钱肯定能赚回来还上”。

报道出来后，他很腼腆地发来微信，三声“你好”的问候后，他言语含糊地问我，是否有人愿意帮助他。

就这样，带着对生的留恋，在那个极热的傍晚，42岁的何全贵走了。

死前，这个靠着制氧机喘气的陕西汉子很不明白，为什么上面不管他。当地并不喜欢有记者前来采访，何全贵和家人也害怕“让他们不开心，万一不给钱（低保）了怎么办？”

何权贵死后，米世秀找不到足够的壮劳力来抬棺材。按照当地风俗，他们需要30个男人，而村里太多男人因为尘肺病死了或者病了。无奈之下，他们从外面雇了男人，每人50块钱。

那其实是个空气极好的小镇，坐落于陕西的南部山脉上。而就在这座空气透着丝丝甜味的山林里，有成百个因为尘肺病无法正常呼吸的山民。

如今，不时有陌生男人出没于那间昏暗的土屋，土屋里还有米世秀那79岁拖着病腿的老公公，以及还在读书、将来需要盖房子娶媳妇的儿子进波。

这些男人是来相米世秀的。“没有别的法子，家里得有人赚钱，我只能再嫁。”38岁的米世秀对这些男人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先做体检，不能有尘肺病。

“即便是最轻微的，我不能再接受一次，我会疯的。”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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