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铜鼓县温泉镇上庄村的张凤秋仍在寻思着找律师帮忙，在她眼里，本就属于自家的林地一定不能被他人夺走。

下庄屋背、茶埚是张凤秋口里的两片林地名称，为了争夺它们的归属权，温泉镇两村对簿公堂30年，铜鼓县政府也随之多次被推上被告席。整个过程中，铜鼓县政府部门和各级法院出具了70多份文件及裁决文书。

由于省高院在终审判决中认定张凤秋提供的林地确权证不合规定，如今两片林地的归属仍无定论。一场争议耗时30年，为何如此复杂？

山林归属存争议

下庄屋背、茶埚地处铜鼓县温泉镇上庄村下庄组，其归属最早可以追溯到1929年。铜鼓县林业局山林纠纷办主任周庆旺介绍，下庄组村民陈锡滋是上述山林的原所有权人。战争时期，陈锡滋被捕牺牲，陈锡滋的妻儿躲难至禄田村河背组。新中国成立后，陈锡滋被评为烈士。

1986年，由于国有林场要征收林地，下庄屋背、茶埚的归属开始引起争议。1992年，铜鼓县林业局决定：“从照顾烈士家属角度出发，将‘下庄屋背、茶埚’两块山林权属划归禄田村河背组，由林场发放林权证给陈锡滋之子陈奎明。”

然而，2004年11月，铜鼓县在林业产权确权登记工作中，又根据温泉镇上报的情况，将下庄屋背、茶埚两片山林权属登记给上庄村村民陈联兴等人，并发放了林权证。

随后，陈奎明儿媳张凤秋向政府提请撤销陈联兴等人林权证，并得到同意。2000年，由于陈奎明已经过世，林业部门又将林权证颁发给张凤秋。至此，一场马拉松式的林权官司拉开序幕。

官司结果多变

2009年，陈联兴等人将铜鼓县政府和张凤秋推上了被告席，认为“山林素有争议，在未协调好的情况下，县政府给张凤秋颁发林权证违反程序，应予撤销”。同年6月28日，宜春中院以林场界址存在不确定性，1992年版林权证未加盖铜鼓县人民政府公章为由，一审判决撤销张凤秋的林权证，并要求县政府对山林的界址争议进行重新调处。随后，铜鼓县政府不服上诉至江西省高院。

2010年2月5日，省高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上述判决发回重审。6月28日，宜春中院再次判决撤销张凤秋的林权证，县政府要对山林的界址争议进行重新调处。而后，铜鼓县政府上诉省高院，却被驳回维持原判。

2012年9月4日，铜鼓县政府下发了一份决定，称“下庄屋背山林面积102亩、茶埚山林面积26亩，所有权归禄田村河背组所有，山林使用权属张凤秋经营管理”。

随后，陈联兴再次告上法院，宜春市中院审理后认为，铜鼓县政府作出的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判决撤销《决定》，由县政府对山林的界址争议进行重新调处。

2015年5月7日，省高院二审认为，依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14条规定：对受理的山林权属争议，应当先行调解。调解无效的，负责调处的人民政府应作出处理决定。然而，铜鼓县人民政府未经调解，作出的决定应撤销重来。

僵持仍在继续

判决生效后，林场的归属重新回到了权属不清的状态。12月15日，张凤秋向记者出示了70多份文件及裁决文书，竟有20多公斤重。而她的爱人也已请假离开单位多年，专心应付这场“马拉松”诉讼。

作为调处该纠纷十余年的负责人，铜鼓县林业局山林纠纷办主任周庆旺认为，现在要想做到重新确权没有争议，基本不可能。当初清楚林场界址的村民早已过世，即便县政府再次出具任何界址《决定》都会成为被告， 最终陷入没完没了的诉讼，形成恶性循环。“接下来，我们能做的只有调解，但效果不容乐观。”

尽管官司的另一方陈联兴表示为了打赢官司争夺林权归属，村民先后已经花费了5万元费用。“但如果政府出具的四至界址决定，我们不认可，还会继续起诉政府。”

30年官司无结论，问题究竟出在哪？

法院应引导政府确权

“无论本案如何收场，一起林权纠纷争夺30年，参与诉讼的各方不会出现真正的赢家。”对于这场林权纠纷，江西财经大学教授、行政法学专家王柱国在震惊之后表示。

王柱国分析称，此案如此复杂，无疑揭示出我国法治机制的一些缺陷，即法院就一个案件、一个问题作出裁判后，当事人就同一理由再次起诉，法院不应再次受理。“当事人无视法院裁判重新诉讼，法院再次受理，是滥用诉权的表现，这不仅干扰了正常审判秩序，挤占了有限司法资源，还会造成相对人权益的损害。”

对于纠纷的下一步解决方式，王国柱建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如果铜鼓县政府再次确权后，除非下庄村民组拿出新证据推翻决定和界址草图，否则法院不应再次受理。“即便法院受理，也不应一撤了之，将问题再次抛回当地政府。而是应该依法引导政府对林权的归属进行确定，避免争议一直持续下去。”

江西日报记者 陈 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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