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是常人眼里寒冷却不失浪漫的季节。冬天，却可能是流浪乞讨者真正的“冬天”。西安流浪者的冬天怎样？华商报记者近日走入他们生活的寒夜——直击以及体验。

其实，近年见诸国内外媒体的流浪者冻死街头的新闻，早已警醒着城市：每座城市都有流浪者，如何对待他们，检验着这座城市的爱与包容。

他们，寒夜里露宿西安街头

如果不是从西安水司下穿式隧道坐摩的经过，市民侯亚兰压根想不到，在黑洞洞的仅有微弱光线的隧道内，会躺着人。

“这么冷的天，居然有几个人躺在水泥地上！”12月3日晚，侯亚兰下小夜班回家，因打不着车，就坐了摩的，竟然在隧道里发现了这样的一幕，“说实话，晚上站在外面都冷，别说在地上睡一夜了。”

几天后，当她再次经过隧道时，已经没有人了。被风卷起的破编织袋四处乱飞，地上凌乱地留下了一些垫褥子的厚纸板。而此时，西安的夜间温度已达零下2℃，穿着棉服都不觉得暖和……

被褥再厚也难挡潮气和寒气

在水司隧道睡了四天的刘振后来睡在了丰庆路东口的商铺门外。和他一起的三个人，两个去了汉中，还有一个碰见老家的熟人，被带走了。

12月7日晚11时，两个小时前还人来车往的人行道上，已没什么动静了，刘振躺在地上，用被子蒙着头，丝毫不去理会外面的世界，直到身边又有人躺下，才探出头来。

原来是一位留着花白胡子的老人，老人有个小推车，上面很多编织袋被绳子勒得鼓鼓囊囊的，见刘振露出脑袋，老人问，“还有纸板吗？”刘振点点头，顺手就从身边的大蛇皮袋下抽出了几张。

他知道，被褥再厚，也难挡地下的潮气和寒气，多几张厚纸板当垫子，总是有好处的。老人很快铺好躺下，再也没说一句话，便蒙头大睡起来。

刘振身边的蛇皮袋里装着他的全部家当，虽然只是一些还没来得及卖的空饮料瓶和叠在一起的废纸箱，但毕竟还能换来一顿饱饭。

已经好几次来西安流浪的刘振是府谷人，24岁，患有小儿麻痹，从十四五岁就开始流浪，快十年了。

“啥事都干过，以前跟几个人在山西太原扎麻绳，挣过几千块。”刘振的残疾比较严重，加上没上过学，只能靠外出乞讨谋生，“在家啥都好，出门万事难，像冬天就最难熬了。”

记者体验：风凉飕飕的，像是身上趴了条蛇

地上到底有多冷？华商报记者买来被褥、大衣试了试，可躺了没几分钟，就感觉被子很单，于是在被褥下垫了两层纸板，本想将头露出来，但贴着地面的风呼呼地吹，只好将头蒙起来。然而，即便裹得再严实，寒气还是不知从哪里钻进来，凉飕飕的，像是身上趴了条蛇。在地上躺了一个多小时，记者不得不爬起来，看旁边刘振和那个老人都一动不动地睡着，又强忍着躺下。

闭上眼睛，能听到拉风箱一样的风声和偶尔驶过的车轮声。迷迷糊糊再次醒来，感觉满脸如同被淋上了一层冰凉的浆糊，想要起来，可腿却很难动一动，再看旁边，老人还睡着，刘振已经不见了。看看表，此刻才凌晨2时多，他会去哪儿？

相比丰庆路东口的商铺门外，西安城中心的钟鼓楼广场上的过夜流浪人员要多一些。12月8日凌晨3时，范三民拥着被子坐在长椅上，不住地从兜里掏出一根又一根烟头吸着，吐出来的烟很快被寒风吹走，只能看到一亮一亮的红光在闪烁。烟头是他在路边捡的，偶尔也会有人递给他一支，没抽完的烟头都放在衣服口袋里。这位在西安流浪了十多年的58岁“老人”，每天都不断地翻找垃圾桶和垃圾堆里的废品，方便卖的就卖了，一时卖不了的就拖到哪里歇在哪里。

在他不远处，还有4个流浪人员，其中一个叫刘超的年轻人因为穿得少，不停地走动取暖。21岁的刘超说他小时候被继父摔过脑袋，脑子有点问题。尽管如此，他表达依旧十分清晰，知道家在西安城西枣园，乘坐地铁到汉城路，换乘公交车就可以到家。

刘超说自己是12月7日和家里人顶嘴跑出来的。他讨厌继父，也厌恶使用对方的姓，在钟鼓楼广场跑动一夜后，他偷偷回家取了两件厚衣服，晚上10点又回到广场过夜。对他来说，只要不在家，怎么都好。

让他感到温暖的流浪狗丢了

刘超离家两天了，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一张公交卡。公交卡是他12月8日办的，“花了50块钱，钱都是我捡垃圾挣的。”

可是，一天两天可以忍耐，以后怎么办？刘超笑着说，他还没想过。

12月9日晚11时，西安五路口一家商店门外，王传堂睡得正香。他枕着包，身上薄薄厚厚盖了好几层，时不时发出轻微的鼾声。20分钟后，他被一辆疾驰大卡车的连续鸣笛声惊醒，睁开眼睛望了望街上，再次睡下。

2005年，王传堂从宝鸡来到西安，在一家面粉厂打工。由于长期在面粉厂车间工作，他得了肺病，花了很多钱也没治好。老板嫌王传堂有病，把他辞了。被辞退时，王传堂40岁，后来，他到一家单位应聘保安，单位主管看他咳嗽得厉害，没敢要。在多次被拒绝后，王传堂放弃了寻找工作，开始流浪。

流浪生涯中，吃饭和睡觉是最主要的事，但有些时候，更为重要的是安全问题。“我们的命都贱，不值钱，只能自己照顾自己！”王传堂说完，紧紧地掖了一下被子。

流浪的7年多时间里，他没有去过救助站，有时候在公园，有时候在火车站。说到家，王传堂有些激动，说很想回去，但“怕回去丢人，又有病在身，家里一个人都没有，跟在外面一样。”

王传堂也想摆脱贫困，寻找更好的生活，但苦于无门。有一年冬天，慈善机构送了他一些过冬的棉衣和棉被，让他高兴了好一阵儿。他摸着身上盖着的一条很薄的被子说：“这就是他们送的，我现在还在盖。虽然薄了，但盖着挺管用！”

有一年夜里，王传堂在路边捡到一条狗，“它被冻得直发抖，给它捂了好一阵儿，后来我走到哪儿就把狗带到哪儿，我吃啥就给狗吃啥，食物对半分。”

正是这条流浪狗，给他带来很多安慰和温暖。他几乎把它看成是儿子，晚上睡觉时，把它抱在怀里。去年一天夜里，路过一个夜市，他去捡垃圾，狗也去找吃的。王传堂捡了不少东西，却发现小狗不见了，他急得来回找，可连个影子都没有。小狗的丢失让他伤心了很久。说着，他便不再讲话了。

火车站外“安家”15年 这里有这里的规矩

很多流浪乞讨人员，都对“火车站”倍感亲切和熟悉，那里可以说是他们寒夜里的一个家。

入夜后，西安火车站广场上的石凳子很凉，但穿着军大衣的肖波不以为然。12月2日晚上9点，一个来西安找工作的小伙子花光了钱，无处可去便来到这儿。凳子太凉，小伙子站一会儿又坐一会儿，肖波见状，便从铺盖卷里递给小伙一个毛垫子。对方听说肖波是渭南老乡，递给他一支烟，两人便聊了起来。

肖波今年30岁，“居住”西安火车站站前广场已有15年。15岁时，肖波因为玩耍伤到左腿和右手，落下残疾。后来父母相继离去，他独自流浪到西安，在火车站广场上靠捡拾垃圾度日。尽管是流浪人员，但刚剪过头发的肖波看起来颇有精神。他说自己曾多次去过救助站，拿出份证和户口簿，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便把他送到火车站，给他买回家的火车票。

但回家后，一个人做不了什么工作，没法养活自己，于是又流浪到西安，在火车站前广场上安了“家”。

“原来城管都不管的，现在每天都要赶。”12月2日晚10点，面对来驱赶流浪人员的城管人员，肖波坐在凳子上，并没有动身，他看着城管，低声对华商报记者说：“他们就是来叫一下，叫的时候，你起来就完了，不用担心，他们不会拿你咋样。”

不太冷的时候，肖波会选在广场周边的商铺外过夜，冷了，就想办法挤进售票厅，“万一挤不进去，就找热力井”。他每天的生计几乎都来自广场的垃圾桶。

这些垃圾桶，每天都要被流浪人员扫荡无数遍：食物拿来饱腹，废品拿去变卖。“如果肚子饿了，必须赶紧到垃圾桶旁守着”，“如果慢一步，东西就被别人捡走了。”

肖波把火车站形容为“码头”，"码头’是有规矩的。比如说乞讨者不能偷抢，捡到钱和馍时见者有份。”他还说，在“码头”上混，相互帮助是常有的事。

快餐店过夜 光闻味道就像吃肉一样

与肖波等人钟情“火车站”不同，流浪者范三民的过夜地点，选在了肯德基快餐店。

几年前，有天晚上，他饿得实在没办法了，不由自主地进了一家肯德基快餐店，那一次没人赶他走，工作人员还给了吃的，后来就常去。“里面的味道很好闻，光闻起来就像是吃肉一样，而且还暖和，有些人看我进去了，会给我点吃的，还有人会给我倒一杯水。不过有些时候，老板也撵人。”12月2日晚11时，范三民一边笑一边说。

范三民的老家在甘肃张掖，家里很穷，总是吃不饱饭，还经常断粮。他父母多年前已去世，他没有媳妇，之后便独自生活。2000年左右，有人给他介绍工作，范三民听说工资很高，没问是什么工作，便答应了下来。结果从甘肃张掖来到西安，然后转车到了铜川，下车又步行了十几公里，来到一处煤矿。

范三民想走也走不了，就在煤矿里待了近两年。他吃尽了苦头，虽然能吃饱饭，但每天只有七八个小时休息。矿井里什么都是黑乎乎的，只有矿灯能带来一点光亮。每天早上五六点天还没亮，范三民就开始下矿工作；到晚上10点，重新回到地面上。监工和老板都很凶，稍微做慢一点，就会过来打人。

一天深夜，趁大家都睡熟了，范三民谎称上厕所，偷偷地跑出煤矿。范三民摸黑踏着积雪的山路，跑到一个村子里时，天已渐渐发亮。一个老人家见他可怜，递给他一碗热水和一个馒头。

“我很感激那个老人家，多亏他救了我。”逃出煤矿的范三民身上没有钱，便在铜川火车站偷扒运煤车到了西安。他原本打算在西安找一个工作，可找了几天都没找到，饥饿难耐的时候，他就在垃圾桶或者餐馆旁边找点食物。后来索性不再找工作，慢慢地，也就习惯了风餐露宿的生活。

夜深了，范三民躺在长椅上，侧身向着栏杆。他说，一天到晚都不太困，待会儿冷了再进肯德基。

84岁老人蜗居自助银行 乞讨的钱作为“医疗专款”

当范三民等一些流浪人员成为快餐店的“常客”时，郑秀珍已经是24小时自助银行的夜间“主人”了。这位八十四岁的老人，来自山西运城，在西安乞讨两年多了。入冬以来，每到晚上，她就会拖着“家当”——一辆小推车，来到路边的24小时自助银行，只要有人进去，她便会跟着进去，里面很暖和，可以安稳地睡上一整晚。

说起流浪乞讨，郑秀珍有一肚子的伤心。11年前，老伴去世，剩下她和女儿相依为命。女儿有些精神方面的疾病，光治病就花了不少钱，还欠下亲友7万多元债务。几年前，女儿病情愈发严重，以至于失踪了。

家里的房早已成了危房，虽还有半亩地，但靠她一人已经没有能力耕种。村里帮她办了低保，每月领100多元。但在老人看来，老伴一死，“就好像灯灭了一样”，她决定离家外出。

她一路乞讨到西安，好几次，救助站工作人员把她送回去，但没过多久，她又回到西安。老人觉得在家乡待不下去，“亲戚和邻居都看不起我。”

郑秀珍一天能乞讨到10多元钱，老人将钱存起来，作为“医疗专款”。11月中旬，西安气温骤降，老人一不小心感冒了，光看病吃药就用去400多元，现在只剩一些零钱。尽管讨来的钱不多，但还是容易被人盯上，“有些年轻的小伙子经常等我打瞌睡时，就偷走了。”

为了防偷，老人只好把衣物、毛巾、针线等生活用品都随身带着。老人说，刚来西安时，有个好心人看到她每天提着生活用品很不方便，送了她一辆手推车。老人现在用的这辆手推车是别人送给她的第4辆了，之前的3辆先后被小偷偷走了。

老人的全部家当都在手推车上，手推车底部放着棉被，上面是衣物，边上还挂着洗脸的毛巾。老人很爱干净，每个月要去澡堂洗一回澡，洗完的衣服就晾在手推车上。为了保持衣物干净，老人用一个黑色塑料袋把手推车罩住。

和郑秀珍老人的孤苦伶仃不同，来西安也有好几年的孙大庆“出门”颇为偶然，他家在安康农村，父母50多岁，在附近村子打零工。孙大庆两三岁时，父母离婚，父亲再婚，他跟着父亲和继母生活。后来，他有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看到父母偏向弟弟，他好几次夜里流泪都把枕头弄湿了。无论他站在门口，还是站在院子里，父母看到他都要骂上几句，他决定离家出走。如今，弟弟在西安上大学，他虽然知道弟弟在哪儿，但他并不想去找弟弟。谈到家里人，他很肯定地说：“他们不会找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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