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来的新常态下需要树立的发展新理念。如何有效贯彻这一新理念，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就宏观调控方式而言，引入和加强供给侧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失衡的新特点及深层次原因，要求引入供给侧管理；供给侧改革的特点，要求在政策传导机制和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和秩序方面进行深入变革。

经济下行压力首先来自需求疲软，但根本在于供给侧的结构性失衡

与改革开放历史上宏观经济失衡显著不同，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失衡既不是单纯的需求膨胀，进而形成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成为突出矛盾的格局，也不是单纯的需求疲软，进而形成市场萧条的失业率上升成为突出矛盾的格局，而是既有通货膨胀（特别是成本推动与需求拉上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特别是内需不足及产能过剩共同作用下的“下行”）的严峻风险。

形成新常态下新失衡的直接原因，看起来首先是发生在需求侧。直接的宏观层面原因，在于需求疲软，内需不足突出，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结构性失衡。

就投资需求疲软而言，之所以呈现下滑趋势根本在于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一方面，沿袭传统产业结构扩大投资已经受到产能过剩的硬约束，无论是工业消费品还是投资品，产能过剩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有些产业的产能已经不仅是相对的或周期性的过剩，而是绝对的或持久性的过剩，在去产能压力不断增大的条件下，沿袭原有结构扩大投资已不可能；另一方面，在拉动前一期经济高速增长的产业，特别是房地产业和汽车制造业等增速放缓，产能日趋饱和的同时，新兴替代的主导产业群还未真正兴起，缺乏新的战略性主导产业对投资的引领；根本在于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使得投资者难以找到有效的投资机会，尤其是实体产业的投资需求疲软，缺乏有效的投资机会，进而对货币资本的有效需求不足。

就消费需求疲软而言，之所以增长乏力，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突出的问题在于居民间收入分配结构上的差距过大，而在差距扩大的各种原因中居首位的是城乡差距。而城乡差距之所以较为突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倍以上），重要的发展原因在于产业间收入结构上的矛盾，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为32%左右，而相应的在GDP中占比仅为9%略强，意味着32%的农业劳动力在初次分配时分配9%的GDP，而90%以上的GDP为60%多的非农产业劳动力所获，这种产业间的收入差距主要是来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可见，消费需求疲软的深层次原因首先在于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结构性失衡的重要发展性原因在农产业与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结构性失衡，进而导致消费倾向的普遍下降，再加上供给侧本身的产品质量、安全性、经济性等多方面的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甚至削弱了人们的消费需求。

可见，经济下行的压力首先来自需求疲软，但进一步看则是在供给侧的结构性失衡，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和产业劳动生产率结构性失衡是投资需求不足和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深层次原因，而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间劳动生产率结构均衡主要是供给方面的问题，扼制下行，从根本上来说需要从供给侧入手。

供给侧管理对缓解我国深层次的结构性失衡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和针对性

宏观调控上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有显著不同。

一是作用对象不同，需求管理政策作用的微观对象主要是消费者和购买者，供给管理则主要针对生产者和销售者。

二是作用方式不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调节消费者和购买者的购买力，即有效需求，而供给管理政策主要调节生产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

三是作用效果不同，经济失衡时，可以采取需求管理，也可以采取供给管理推动经济趋于均衡，但这一过程中价格水平的变化是不同的。假如经济处于衰退，为刺激经济需采取扩张性政策，如果从需求侧入手，需要刺激需求进而活跃市场，企业在给定的生产成本下利润上升，从而增大产出、增加就业，但同时，价格水平会上升，通胀加剧；如果从供给侧入手，降低生产者成本提高其效率，供给增加，但同时价格水平会下降。也就是说，为实现增长，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所付出的通胀代价是不同的，对于既存在经济下行风险又存在通胀压力、双重失衡并存的治理而言，供给管理有着特殊的意义。

四是作用周期不同，供给侧调节对于宏观调控而言，具有短期调控的政策效应，但更具长期效应。一般而言，需求侧管理政策在短期即可显现明显的政策效果，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对需求的影响短期内即可显现；但供给侧的政策则往往需要更长时间才可显现，因为影响生产者行为的政策带来的生产方面的变化需要较长期积累，无论是生产者的效率，还是劳动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无论是资源配置结构还是产业组织的调整，都是创新的函数；而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等都是长期累积形成的，在短期内难以显现效果。也正因为如此，在经济失衡时，在运用需求管理还是运用供给管理的选择上，政府通常（特别是在政府选择明确短期行为的导向下）首选需求侧调控，因为需求侧管理政策见效快，而供给侧管理则见效慢。与之相联系，供给侧管理不仅涉及增量，同时涉及存量，需求管理则更多地涉及增量，存量方面的产能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组织调整、区域布局调整等触及的矛盾往往是长期积累而成的，因而阻力大。

因此，针对我国新常态下宏观经济失衡的特殊性，引入供给侧管理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在双重风险并存，进而总需求管理政策效应难以统一到单一方向和目标的条件下（或者全面扩张，或者全面紧缩），供给侧的管理便成为必然的选择。因为双重风险并存的条件下，对总需求的刺激或紧缩都会在扼制一方面失衡的同时，加剧另一方面的失衡；而从供给侧入手，则可能在降低生产者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基础上，同时实现增大产出和缓解通胀的双重目标。

二是政府可以直接控制供给管理的政策效果，在更大程度上实现政策的精准效应，从而降低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降低宏观调控的风险。需求管理政策更多的是就总量而言，供给管理政策则可以体现更多的结构性差异；同时，需求管理政策的市场效应是难以判断的，而供给管理政策效应，特别是对生产者成本的影响程度是可以做出较为清晰的判断的。

三是供给侧管理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政策空间。需求管理更多的是中央政府宏观政策的作用对象，地方政府对于需求管理的政策作用受到较多限制，因为地方政府并无海关限制，地方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刺激需求的举措，增大了当地居民收入及购买力，但当地居民未必在当地消费购买，可能到其他地区甚至境外购买，因而也就没有刺激当地市场的需求。地方政府需求管理的政策对当地市场的作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供给管理则不同，地方政府对当地供给条件的完善，对当地生产者的优惠，基础设施等外部经济环境的改造，对创新的鼓励和支持等供给方面的举措，以及相应带来的就业增加等，其政策效应主要或者首先会集中在当地体现。

四是供给侧管理可以直接深入到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从而降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而形成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和效率损失。需求管理涉及的是总量，难以触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而供给侧管理恰恰是以调节生产者和劳动者激励条件为政策着眼点，因而可以综合运用财政政策（税收）、货币政策（利率）等工具，从总量和结构上同时调节收入分配。显然，供给侧管理的特殊意义，对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出现的新失衡，特别是深层次的结构性失衡的缓解和克服，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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