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宽松搭配供给侧改革，将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新的一年，货币“双降”和财政赤字，意图明确，要为供给侧改革保驾护航。一方面，供给侧改革必然会导致阵痛，特别是产能、库存和杠杆的“三去”，将不可避免地触及社会稳定的底线，需要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进行对冲，使这一过程尽量温和；另一方面，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本身就是加杠杆，如果设计不当，杠杆倒向重化工资产和房地产，变成加产能和加库存，反而推高了供给侧改革的成本。如何审时度势，寻找货币财政宽松和供给侧改革的最大公约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未来，改革者的意志和智慧，角色更加吃重。时事造人，人也造时事。

中国经济不能失速，不能休克，面对美联储加息通道打开和人口红利褪色人力成本上升的历史性局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双宽松毫无秘密可言。宽松+创新，这是后发国家跻身发达国家的窄门；宽松之外无创新，这是后发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通病。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宽松之于供给侧，是扶上马、送一程，再往后，就要靠供给侧自己的造化了。

在上世纪80年代发生在英美两国的“供给革命”，前者以私有化闻名，后者以减税著称，最后都使得经济结构鼎新，走出滞涨。但英美的供给主义，从来不是原教旨主义，也没有排斥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襄助。在这一点上，英美的“供给革命”，与中国的宽松供给侧改革，并无不同。

供给侧改革并不神秘，从天而降，一言以蔽之，就是提高包括资本、人力、科技、土地、原材料等全要素的生产率，告别单纯增加资源投入的粗放增长模式。这意味着，要理顺各个市场的价格，让价格反映供求变化，让隐性成本显性化，让收益和风险匹配，解决的是权力与市场的关系，也就是供给的问题。

那些一直以来阻碍改革推进的因素，不会一夜之间消失，凡是过去，皆为序章。降低经济运行的制度性成本，都是一个又一个的硬骨头堆砌而来，惟有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简政放权、减税降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企业电价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每一个都是大快人心，每一个都是断腕割肉。比如减税降费，政府收入将减少，权力寻租将减少。降低增值税迫使政府寻求提高赤字率，精简归并“五险一金”推动政府承担社保转型的历史成本，这些都是结构性的改革，而不是毛毛雨。

从“新常态”到“供给侧”，从“互联网+”到“双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骨架已成，填充它的血肉将是执行力。任何时候，实践都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韩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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