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内发展阶段来看，当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人均GDP约为7800美元，跻身于中上收入水平国家。按照著名经济史学家罗斯托五个发展阶段的划分，中国整体发展水平应该基本跨越“起飞阶段”进入“成熟阶段”；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甚至进入到“大众消费阶段”。跨越“起飞阶段”之前，中国经济属于典型的“短缺经济”，供需之间存在较大缺口，很多产品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供给侧形成生产能力后基本不用考虑需求侧的约束；社会需求结构则以基本的生存、温饱以及实现工业化为主要目标。在实现经济赶超的起飞阶段，围绕上述需求结构形成了以传统重化工业为主要特征、有效满足中低收入水平需求的供给结构和生产能力。受资产寿命和更新周期等因素制约，供给结构和生产能力一旦形成，在较长时间内都将被固化。而在需求侧，伴随着发展阶段的转换，人们对高质量产品、高品质生活的需求迅速攀升，社会需求结构也在不经意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于是便形成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的错配，并成为部分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的重要根源。

从全球发展趋势来看，以信息通信技术为代表，包括能源、原材料等在内的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PurposedTechnology,GPT）领域正不断涌现出各种激进式创新，孕育着一轮新的技术革命。通用目的技术领域的激进式创新，创造出廉价且广泛易得的新关键要素，如“数据信息”。围绕“数据信息”这一新关键要素，生产、流通、支付、消费等方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电子商务、移动支付、智能制造、分布式网络化生产、产业融合等等，各种新模式、新业态正在形成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在新旧范式并存的阶段，传统产业既有产能与新范式下快速成长的全新需求同样也是供需之间结构性错配的根源之一。

未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须顺应上述宏观需求结构变化的两大趋势，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从既有产能和新增产能两方面入手，优化供给结构、缓解供需矛盾、提高全社会要素资源配置效率。

一方面，着眼于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性能，对传统产业实施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结构性重组，切实化解产能过剩，实现提质增效。传统产业领域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主要是产业低端产品的过剩而非产业本身；例如，在产能过剩较为突出的钢铁行业，高端的特种钢材依然供不应求。政府部门应综合运用财税、信贷、产业等政策手段，支持过剩产业内部技术水平较高的龙头企业，瞄准产业高端需求，加大研发和创新力度，特别是加强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不断提高企业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向产业链高端稳步迈进。与此同时，要鼓励有实力的企业，通过兼并重组等市场手段，对技术基础较好既有产能进行整合，并实施相应的升级改造。至于产业内部技术和效率低下的落后产能、“僵尸企业”，在妥善解决好职工安置工作基础上应予以坚决淘汰。

另一方面，还应瞄准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各种新兴产业，特别是新一代信息通信、生物、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大力推进自主创新，不断壮大其产业规模和国际竞争力。除综合运用各种普惠性财税政策外，政府部门需着力优化现行监管规制手段；要主动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要求，提高行业监管规制弹性，为新兴产业发展预留更多空间，尽量减少滞后监管规则带来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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