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再等等，再等等，风就来了，风一来，霾不就没了嘛。”微信公号“侠客岛”深夜刊文对这种行为进行剖析。

文章指出，个人和企业在政府松松垮垮的禁令中，都心存侥幸，一次违法违章未能惩罚，便会主张再度违法违章的侥幸。同样，作为政府来说，之所以未能对这些重点排污排废企业痛下杀手，说到底也是一种侥幸心理：反正这雾霾排在空中，谁能分得清是邢台霾还是石家庄霾，是河北霾还是山东霾，既然都跟雾霾里的摄像头一样，模模糊糊，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何况年底还要冲刺GDP呢。

以下为全文：

袜子里居然没有礼物，岛妹很不开心。

岛叔说，这是北京霾太大，圣诞老人他，可能迷路了吧，也可能这么多烟囱，钻错洞了……咳咳咳

12月，北京市政府从善如流地启动了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并实施相应的应急措施，包括学校停课、机动车单双号限行等。从效果来看，限行期间污染物指数确实有所降低，甚至使人产生“雾霾没有那么严重”的错觉。当然，预警有点儿晚节不保。

红色预警结束后的12月23日，正常上班上学的北京市民发现，污染物指数又爆表了。虽然说，应急预案上明确写着“预测超过XX天重度污染可以发布红色预警”，但一是预警准不准？二是万一碰到预测不准，重度污染持续了呢？红色预警的持续天数是不是应该随机应变？关于预警准不准、该如何修订的问题，以及空气重污染常态化后如何保障全市生产、生活、教育等正常秩序的问题，想必在不久后北京的两会上一定会成为最为热门的议题，期待代表们的智慧爆棚。

在学习《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的时候，岛妹注意到，霾红色预警下实施机动车限行，对违章车辆没有附加特殊罚款标准。也就是说，此时违章和平时一样，罚款金额只需要100元。当时岛妹就嘀咕了一下，这么便宜的违章罚款，事实上并没有额外征收排污费，应该会有不少人选择花钱上路吧？

　　果不其然，在北京实施第二次共计四天的霾红色预警期间，共有10多万辆机动车违反限行规定，光这罚款收入就达1000多万。虽然不少媒体在炒作这千万的罚款到底怎么收，但违法成本的低廉，让红色预警显得有点不够强硬。剔除搞错了限行规则或确实有急事的，选择主动违章的车辆应该不在少数。不是有人说了嘛，雾霾天里，摄像头都拍不到车牌呢。

拍不到？今天一则新闻爆料出来，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在河北邢台、石家庄等地督查时发现，尽管政府三令五申，启动了应急预案，但很多企业依然在雾霾天违法施工、偷排未经脱硫和除尘的废气。

跟红色预警天，违章出行的人一样，企业也有这种心态，隔壁老王也没停产，凭什么我不一起干呢？俗话说，法不责众，偷偷摸摸干，万一没被发现呢？即使发现了，大不了罚点款，为了冲刺年底的营业额，这点风险值得冒。

个人和企业在政府松松垮垮的禁令中，都心存侥幸，一次违法违章未能惩罚，便会主张再度违法违章的侥幸。同样，作为政府来说，之所以未能对这些重点排污排废企业痛下杀手，说到底也是一种侥幸心理：反正这雾霾排在空中，谁能分得清是邢台霾还是石家庄霾，是河北霾还是山东霾，既然都跟雾霾里的摄像头一样，模模糊糊，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何况年底还要冲刺GDP呢。

再等等，再等等，风就来了，风一来，霾不就没了嘛。

这种行为有种学术表达，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认为，人的许多社会行为一样可以纳入理性经济人框架，也就是说，任何能够进行独立判断的个体，基于其可获得的信息或持有的价值观，所作出的社会行为，都是理性的。

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如果良好驾驶体验对于某人价值大于等于100元，那么其主动违章上路行驶就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同样的，如果GDP的评分系数高于环境质量、居民健康，那么某些地区的行政长官对超标排污等行为“视而不见”也是一种理性选择。当每个人、每个地方政府都在考虑自我利益最大化时，就构成了资源与环境问题的经典案例：“公地的悲剧”。

　　我们在吐（Zhi）槽（Ze）政府在某些问题上的不作为时，往往可以从自身找到一些影子。

中国的环境污染不是一个新问题。中国高速发展的三十年，就是伴随着高污染。我们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大气，土壤，海洋，每一类环境介质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只不过，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我们享受发展带来的便捷，也就淡忘了身边存在的污染。

水污染了，可以喝桶装水；土壤污染了，可以吃进口食品；我们默默地无视了大江大河的污染，无视了应留给子孙们的地下水的污染，无视了每个人都可能受害却可以赌一把中奖概率的土壤污染；最后，当我们不得不面对呼吸的痛时，我们站了出来。为什么？因为大气污染了，我们怎么都找不到替代品。

有人说，同一片霾天下，不论富贵贫贱，最能体现平等。多悲壮！所以，当我们躲不过去的时候，只能直面“公地的悲剧”。

在中国的治理体系中，地方和中央、地方和地方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组合。千百年来，权力一直在地方和中央之间寻找效率最优，有时候中央收紧权力更能促进改革，有时又要适当放权给地方，放活地方活力。

　　改革开放三十年，就是权力的分配过程。中央政府给地方赋予一定的权力，同时抓紧了一个考核目标——GDP，这跟地方大员的升迁息息相关，因此，各个地方都卯着劲完成KPI，这也导致了地方和地方之间的竞争关系。

任何的竞争都会造成壁垒和地方保护。因此，这种竞争关系下的权力网，就有着充满活力的一面，也伴随着无序竞争、恶性竞争的一面。这尤其在涉及像雾霾这类跨省的公共事件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缺乏顶层协调，把治理污染的权力再下放到地方政府各自完成，最后面对的不得不是地方利益的消磨、腐蚀。都是理性经纪人，面对实打实的GDP增长和排到空中分不清哪里来的霾，哪个更实在？一目了然。

所以，在治霾问题上，中央层面的统筹必须要克服地方利益。事实上，中央政府早已出台区域总量控制、流域生态补偿和跨界断面考核等政策，旨在解决政府间的相互扯皮问题。

2015年出台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更是明确提出了进行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建立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等要求，旨在改变唯GDP论的畸形发展观，进一步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这将是一场头脑和肢体上的大手术，或许，不会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对于我们每个人普通公民，意识与行为改变的任务同样考验着我们。无论是垃圾分类回收、用水用电和机动车行驶，我们所有的社会行为都可能会出现更严格的行为规范、更昂贵的价格乃至罚款。当类似的规范真的出台的时候，岛妹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发自内心地理解。

一场雾霾，是国人公共意识的教育，同样也是治理现代化的一场考验。在雾霾中呼吸的痛，不能将它忘在风中。（原文标题为《一场雾霾，带给我们多少教训和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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