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经济增速下行的巨大压力，我们可以发现，2015年政府宏观调控措施中，少了人们最熟悉的刺激、优惠、补贴等“产业政策”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对“竞争政策”的强调。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有多个文件提及竞争政策，3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中第一次提出了要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第一次提出要“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如何理解这一变化，记者采访了专家学者。

竞争政策比产业政策对经济增长贡献更大、更为持久

竞争政策是对竞争有积极影响的所有政策和法律的统称，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徐士英进一步解释说：“从广义上说，竞争政策就是为确保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体系的维持和发展所采取的各种公共措施。一切有利于竞争的政策，包括反垄断政策、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垄断行业放松规制政策、政府对企业削减补贴政策等，都可以视为相互作用的竞争政策的组成部分。”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黄勇教授介绍，尽管竞争政策的理念出现较早，但是其重要性和作用一直被我们忽视。一直以来，政府都用庞大的产业政策刺激经济，并希望在短期内取得很可观的、长期的经济效益。尤其是在经济下滑期间，依赖大规模的产业政策迅速拉动经济回升，是旧的发展方式所习惯依赖的老路。他分析道，产业政策对市场竞争的非公平性集中体现在两点。第一，政府不但直接补贴给竞争性行业，而且选择性地补贴给某个或者某几个企业，以国有企业或者与政府关系密切的非公企业为主；第二，政府大量补贴给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使得大量非公企业处于竞争劣势，无法进行公平竞争。

“尽管短期来看，采用产业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可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长远来看绝非明智之举。因为在竞争政策缺位的情况下，绝大部分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都偏离了政策的最初目标，并且很容易导致严重的权力寻租和极大的资源浪费。可以说，这些巨额的补贴与很低的收益之间极不成比例。换句话说，产业政策的经济效益非常之低。更为严峻的问题是，产业政策强化了政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干预力度，进而抑制了市场主体的创新和商业竞争，非常不利于我国产业、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和转型升级。因此，更应该采用对经济增长贡献更大、更为持久的竞争政策。”黄勇说。

强调竞争政策是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着一系列改革与发展的新挑战，破解发展难题、深化体制改革，需要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中国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戚聿东表示，“竞争是市场的内在要素，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也就谈不上市场经济。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从一个侧面看就是竞争范围不断扩大、竞争手段不断增多、竞争程度不断深化的过程。实施竞争政策的目的，就是要保障竞争机制正常运转，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化解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需要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

产能严重过剩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导致产能过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些地方过于追求发展速度，通过廉价供地、税收减免、低价配置资源等方式招商引资，同时由于地方保护等行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健全，落后产能退出渠道不畅，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戚聿东认为，“这种保护主义本质上是行政垄断，保护的是落后产能，加剧了不公平竞争，还会造成‘逆淘汰’效应。”因此，要化解产能严重过剩，必须从供给侧出发，充分发挥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作用，让没有核心竞争力和先进技术的“僵尸企业”加速退出市场。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需要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

我国已经确定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企业是创新的主体，竞争是企业创新的根本动力。徐士英表示，“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只有那些率先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经营者才能获得竞争优势。因此，国家营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是维护创新机制的根本保障。”“如果缺少竞争压力，往往会产生动态技术低效、组织管理低效、消费者剩余减少、财富转移、无谓损失等‘垄断综合征’。”戚聿东如是说。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开始对自然垄断产业进行竞争化改造，从而“化腐朽为神奇”，效率大大提升，价格大大降低，服务大大改善。

竞争政策的有效实施与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具有正向关系

当前我国经济仍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专家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强调竞争政策的作用，通过市场竞争释放市场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

“我国不能再走大范围产业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老路”，黄勇表示。“产业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但强化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进而抑制市场主体的创新和商业竞争，非常不利于我国产业、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和转型升级。”戚聿东认为，“政府对企业进行一定程度的补贴是必要的，但要与功能型产业政策相配合，方向要一致，防止因补贴过滥，加剧不公平竞争，进而扭曲资源配置效应。”

顶住经济下行压力的根本之道，是让千千万万个市场细胞活跃起来，充分释放市场主体的活力。这正是竞争政策的用武之地。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通过实施竞争政策，可以有效促进经济的发展与繁荣。“1960—1992年期间，澳大利亚从世界经合组织（OECD）第三富裕国家沦为第十五位。澳大利亚政府认为主要原因是国内重要经济领域缺乏竞争，”徐士英介绍说，“为此，澳大利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竞争政策为视角和标准的改革，对1700部跨越不同产业、地方和经济部门具有限制竞争内容的法律法规进行全面的审查和修改。据OECD有关报告显示，这一改革项目至少推动澳大利亚GDP增长2.5%或者200亿澳元，使澳大利亚的生产力增长率取得40年来最好的成绩，给每个家庭带来了7000澳元的收入。也有学者考察了12个OECD国家的22个产业在10年间（1995—2005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发现竞争政策的有效实施与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之间具有正相关的关系。”

戚聿东认为，当前经济下行给供给侧改革提供了绝好契机，强调供给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和提高增长质量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十三五”时期“以改革促增长”的迫切举措。在经济上行期，政策层面容易强调需求侧管理，产业和企业层面往往是“萝卜快了不洗泥”。而“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经济下行、产能过剩，正是竞争加剧之时。竞争的压力将促使技术创新、渠道变革、企业转型乃至产业升级。“越是经济困难，越是需要强调竞争政策。”戚聿东说，这既是国际一般经验，也是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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