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现场。 视频截图

2015年12月23日，这场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成为了广州“毒保姆”何天带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

这是一个处于极端矛盾中的中年妇女，在涉嫌谋杀十位老人锒铛入狱之后，何天带最大的心愿竟是“希望家人与朋友救济令人同情的狱友，给她1500元钱”。残酷面纱下让人看不清的“温情”一面，使何天带的真实身影愈发模糊。

但在其故乡关春村的人看来，“庭审中的她，是很真实的”。这位涉嫌连环谋杀的“毒保姆”，在庭审中，何天带时而小心翼翼、唯唯诺诺，时而歇斯底里、张扬嘶吼。

何天带的早年遭遇依然还是笼罩在迷雾之中，即使是其辩护律师，亦对其所陈述内容的真实性抱有疑虑。

澎湃新闻探访其老家韶关关春，其居住地佛山大沥与其工作过的广州番禺，试图通过她的早年与近年经历，来解析她在庭审各个阶段种种令人诧异的表现，还原一个接近真实的何天带。

“毒保姆”2013年曾因偷盗被批捕

　　开庭时间为2015年12月23日9时30分。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何天带的身份信息。

审判长宣布开庭，并表示首先查验被害人身份。何天带坐在正对审判席的被告席上，身穿灰色上衣。她逐次回答审判长问题，声音细小且无力，“（姓名）我叫何天带”、“（出生年月）1970年1月9号”、“（是汉族吗）是”、“（文化程度）小学”、“（户籍地址）乐昌坪石南岭新村”、“（家住地）佛山南海区大沥镇”。审判长向何天带核实了其被抓与被批捕的时间。

审判长询问何天带，以前有没有坐过牢？因为什么事情坐牢？何天带回答说，在2013年坐过一次，坐了十来天。“因为当时那个户主不好，人走了他又让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月……”

审判长将其打断，“因为犯了什么罪？”

何天带回答说，因为偷别人东西。没有（经过）法院判，坐了十来天。

审判长随后宣布了合议庭的组成人员与法庭纪律，公诉人与何天带的辩护人均表示并无疑议。但其间的插曲令人讶异：审判长询问何天带是否需要合议庭成员回避，何天带称不用。她随后指着公诉人向审判长提问，“请问审判长，他们是档案馆的吗？”审判长向其解释这些人是公诉人后，何天带“喔”了一声。

探访出生地：少小家穷，性格自卑

面对审判长，何天带的头部向前，身体则向后佝偻，显露出小心翼翼的姿态。

这与家乡人对她的印象一样。何天带出生于乐昌市坪石镇关春村，这里是一个传统矿区。何天带兄弟姐妹四人，她排行第二。村中多人告诉澎湃新闻，在矿上，何天带一家人都显得有些冷漠与孤僻，他们很少与外界来往，平时说话细声细语。这家人的特征在何天带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南岭新村的一位居民告诉澎湃新闻，何天带小时候上学，每天从她家门口往来，“缩着头，不说话，很孤僻的样子。”

多位关春村居民告诉澎湃新闻，这一家人之所以孤僻并离群索居，“因为何天带小时候他们家条件很差，很穷。所以感觉何天带有些自卑。”

庭审中，何天带称其为小学文化程度。澎湃新闻从村中了解到，何天带上了初中，但还没有毕业，就辍学外出打工。这也造成了她和家人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几近决裂。在何天带因谋杀老人而落网前的一年半里，他一直在佛山市大沥镇李潘村居住，澎湃新闻在此探访时，何天带的邻居们均称并不知道她此前因盗窃罪而被拘留的事情。但在当地村民眼里，何天带时常小偷小摸，酷爱“捡破烂”。

　　何天带的一位邻居告诉澎湃新闻，她此前经常丢一些“刷子”之类的小东西，后来发现被何天带收走了，“不知道她是有意还是无意”。邻居们说，何天带时常带着一个蛇皮口袋，经常在垃圾堆里捡别人不要的东西，捡了之后就收回家。“后来警察来查封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她的屋子，很乱，什么东西都有，堆了一地”。

何天带位于关春村的老家（中间绿色铁门）。

“蛇皮口袋”也成为何天带的一个标志，不管是回韶关老家、去雇主家还是出门在外，何天带的标准装扮即是一身灰色上衣，一个蛇皮口袋。

“毒保姆”细究广州、佛山杀人案司法程序差异

在宣读完起诉书后，来自广州市中级人民检察院的公诉人与何天带的对话成为了庭审的亮点。何天带在此过程中屡出惊人之语，亦成为其“怪异”性格的注脚。

何天带在回答公诉人提问时称，她从2014年12月13日，通过“家家家政”前往被害人何艳珠家做保姆。她回忆称，当天何艳珠的大儿媳梁女士和多个人来到家政中心，家政中心老板称梁女士从香港回来，好多人争着想去，但听说工资只有2500元后，想去的人都不去了。何艳珠的儿媳当时到处看，看到了她。就向何天带询问，何天带就决定去做保姆。

公诉人向其询问：“当时是否谈好了条件？当时是否提出了如果老人死了，即使没做到一个月，也要拿一个月工资？”

何天带随后声音忽然提高，她解释称，当时去照顾老人时，何艳珠的家人称老人能走，不用怎么照顾，只是看一下。工作第一天时，她并未向老人家属提出类似要求，直到第二天，她才对老人家属称“如果老人百年归老了，即使没干够一个月，也要发一个月工资”。当时老人的女儿就对她大骂。

在庭审中，何天带有些委屈地说：“整个介绍所都是这个样子的，你就是做几个小时也是算一个月的，佛山南海到广州都是这样的。”

公诉人随后向其询问带了哪些东西前往受害人家，开始时，何天带只承认“带了必备穿的衣服，还有棉被什么的，零用钱电话本手机，没了”。

在公诉人一再追问下，何天带则再三表示，“我不想说了”、“不要说这些了”。但她也慢慢承认“带了针头”、“敌敌畏药水，小半瓶吧”、“毒鼠强，就一点点”、“安眠药，就一两片，我自己吃的”。

何天带随后供述了她谋害受害人的过程，何天带称，她把安眠药和液体敌敌畏放在了（受害人儿女）送来的汤里。像喂小孩一样喂她喝，喝了两三勺，喝了她就睡着了。然后像吸毒那样把肉汤打下（打进）她身体，打了屁股与腹部。在追问下她声音渐小，“然后拿着绳子搞了一下，套在脖子上，拉了几秒钟”。

公诉人询问：“你当时有没有拿被害人东西？”何天带果断回答“没有”。在公诉人将何天带身上事后搜出来的耳环、戒指、存折等列举出来后，何天带称：“我不想说这些。”

据何天带在庭审中称，当时她要走，老人家属以她偷了老人遗物为名未将她放行。双方都要报警，何天带对公安民警称，“他们不给工钱给我，还翻了我行李翻了三四次，不让我走”。

何天带向法庭举例说：“这里和佛山南海这边不同的，他们（受害人家属）说存折不见了，我要走，他们说等一下等一下，后来他们家有个女的说，那个老人家都不知道是不是她杀死的。后来公安就查我。如果是佛山南海那边就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指代的是南海受害人）打电话去找公安，（公安说）你如果怀疑是她杀了，你首先要经过法院（意为首先要接受审讯）。他（南海受害人）就赶紧说搞错了搞错了，没有这回事。”

何天带认为她所描述的才是正常的司法程序，她说：“你（司法机关）干什么都要讲法律程序啊，要为大众着想啊。”

除此之外，何天带向法庭供述，她将存折剪碎，是想“让谁也得不到这笔钱”。她随后开始嚎啕大哭，并称，“我不想待在那里，我想快点解决。”

探访：何天带初中辍学离家出走，屡被家人之门外

小心淡定与歇斯底里构成了这个中年妇女身上的两极。

在她曾生活的关春村，何天带身上的两极常常交替爆发。在家外面，何天带很少说话，闷不吭声。一位曾与何天带一家一度来往频繁的邻居说，何天带在四兄妹中并不起眼，她时常穿着破旧的衣服，在学校里功课也不好，“很倔，和人争吵的时候，她只要认为自己有理，就会很大声音”。

在家中，作为大女儿的她时常和其母亲大吵，“吵架的声音左邻右舍都能听到。”

而后何天带辍学，家中人希望她能去读技校，被她拒绝，何天带在和家里人吵闹之后离家出走，一位邻居告诉澎湃新闻：“听说后来去了韶关，和一个男人在一起，生了儿子。”

其后，何天带常年不回家。偶尔回家，也是与其母吵架，再离开。后来，何天带再回到关春，就被她的母亲拒之门外。澎湃新闻从关春村多位村民处得知，何天带的父亲有精神疾病，大约两年前去世，何天带并未回乡参加其父的葬礼。

就在何天带到何艳珠家前，她还回过一次家。2014年12月初搬到何天带家附近的一个邻居告诉澎湃新闻，搬过来后约三四天，何天带拿着她的蛇皮口袋回家了。但她的母亲依旧没让她进门，何天带在石阶上过了一夜，然后离开。

受害人何艳珠的二儿媳潘女士告诉澎湃新闻，何艳珠在医院里刚治了腿，2014年12月13日，他们才决定将何天带请来照顾老人。何天带与老人一个房间，“好照顾老人起居”。

但潘女士从第二天就开始察觉到老人不太对，她介绍，老人平时精神很好，可何天带来的第二天，老人几乎一整天都在昏睡状态，甚至在椅子上坐着都睡过去了。他们怀疑“何天带给老人服用了安眠药”。

直到12月16日案发，一家人才追悔莫及。那天早上6点，何天带忽然上楼告诉潘女士，老人不行了。儿女们随后赶到，发现老人的耳环遗失。于是怀疑是何天带所为，迅速报了警。

其后，家属们发现，老人被换上了高领毛衣，遮住了其脖上勒痕，在其下身，发现有血迹渗出。

潘女士回忆起那天的何天带，“她在一旁走来走去，一直绕着院子转圈，但看不出有什么神色，而且还说等警察来了你们把工钱给我，我要走。”

潘女士对何天带的“愚昧”也惊诧不已，何天带在庭审时说，你们这里和南海不一样时。她感觉到“有些害怕，但是也替她悲哀”。

2015年12月末，澎湃新闻多次来到何天带所在西丽街探访，西丽街上数家家政公司，其间应征者众多。但提到何天带，众多保姆均表示“不认识她”。

庭审时打断公诉人当庭复述其多起涉嫌谋杀案例

法庭调查之后，公诉人开始出示各种证据，何天带的物品签认单等东西，被分别拿给她看。她在扫了一眼这些东西之后，均承认为其所有。

审理到一半的时候，何天带对辩护律师小声说，等下帮我打个电话，“我等下给张纸条给你”。自法庭调查之后，何天带的眼泪几乎没有停过。辩护律师与法警递过来纸巾，何天带使劲拒绝，她把身体蜷成一团，说“我不要，谢谢你，我真的不要”。

在公诉人出示过包括何艳珠的死亡信息、南沙区大岗镇派出所当时的记录等书证之后。审判长向何天带询问“为什么把存折都撕掉”？何天带拒绝回答，一旁的辩护律师劝何天带，你说一下吧，我也做好了这个辩护。

何天带此时才回答：“我就想大家都不要得到这个钱。”

审判长随后问“但这本来就是别人的钱啊”？

何天带则回答称“那我也不想他们得到”。

　　公诉人随后出示证人证言，被害人的家属、邻居分别有证词。广西桂平市农药店的一位老板证言称，2014年9月底或者10月初的一天下午，一个中年女子到他经营的农药店买农药，两种农药分别购买了几支，经辨认，在其农药店购买农药的女子即为何天带。

何天带的精神疾病鉴定。

公诉人继续出示书证，一份精神病鉴定显示何天带精神完全正常；被害人何艳珠的体内检出来有敌敌畏与安眠药的成分；并在绳子等多种证物中检出何天带与何艳珠的DNA。

何天带拒绝承认她在给何艳珠打针时，使其血迹洇出。她在庭审中称，“我做的这事，你要是不想要命的话你就露出来给人看。你要是想要命的话，你肯定要小心了。得看清楚，怎么可能有血在那里。”

何天带在其后称：“我很想说啊，审判长，我们做保姆的这一行，如果你在别人家做，没到白天你千万不能说人死了这回事，否则你给人家打死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公诉人在之后的陈述中称，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被告人故意杀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希望审判长、审判员根据被告人何天带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做出一个公正的判决。何天带则在最后陈述中哭诉：“我没什么了，我真的不想在里面，杀人偿命我愿意接受。人家那个了（死了），我也赔上一条命。”

其后，辩护律师向何天带询问，是否要向被害人家属道歉，被何天带拒绝，她没有回头看被害人家属，一直强调“反正我杀人偿命”。

辩护律师称，起诉书指控了一宗（故意杀人），但起诉意见书指控了十宗（故意杀人），或多或少会影响到量刑，“但其他指控证据不充分”。辩护律师认为“她的家庭情况个人经历和社会现实造成了她扭曲的性格，希望对她惩罚的同时予以适当的挽救”。

公诉人随后补充称，被告人何天带2013年6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在她做保姆的期间，利用上述的手法，还犯有另外9单。有两单未遂，有7单是已经造成被害人死亡，因为当时客观原因，被害人没有发现，因此经过审查之后，检察机关认为上述9单事实，因为缺乏关键证据，在检查机关指控时没有认定。但并不代表说，被告人对此9起案件没有作案嫌疑，被告人持续稳定地对这9单事实进行供述。公诉人建议法庭在审核本案并量刑时对此予以考虑作出公正的判决。

何天带在此期间大喊“不要再说了，不要说了”。

庭审结束前，审判长向其询问，到底为什么要杀被害人。何天带说：“她原来去医院看了，她老说医生医不好，医死人了，一个月医生医死多少多少人。我心里这样想，你去的时候不能走路，人家最起码也把你医到了能慢慢走路。”

法官随后将其打断：“那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何天带说：“没有关系，我不想再说了。”

辩护律师：“毒保姆”希望家人朋友照顾狱友

佛山大沥镇李潘村，是何天带入狱前最后一年的栖身之所。

在这里，何天带是邻居们眼中的怪人。她的一位陈姓邻居告诉澎湃新闻，之前，何天带称自己在附近的工厂里打工。但她的作息时间和怪异行为时常令人惊诧。一位早餐店的老板告诉澎湃新闻，他们早餐店经常在凌晨三四点开门，有多次，他们开门的时候就看到何天带一个人坐在巷口的石头上。有时候，还能看到何天带站在巷子口，破口大骂。“听了半天也不知道她究竟和哪家过不去”。

早餐店老板还称，去年夏天的时候，一个自称是何天带儿子的“20岁左右的青年”，来到何天带的出租屋里，和她一起住了一个多月。

澎湃新闻在李潘村了解到，一位邻居在聊天时说自己最近身体不舒服，一旁一直沉默的何天带极力劝她去看医生——在何天带心中，“医生”这个职业似乎占据着很重的分量。庭审结束前，何天带称其之所以会对何艳珠痛下杀手，是因为何艳珠家人曾经抱怨过医生。

何天带的辩护律师高尚告诉澎湃新闻，何天带的这段表述与其惨痛的个人经历有关。但这些具体的经历，高尚则称“答应过何天带，要保密。何天带对高尚说，她有一个女儿，在广州市白云医护学校读书。但高尚“事后根据何天带提供的电话多次联系她的女儿，电话显示为空号”。

在庭审中，何天带通过法警交予了高尚一张纸条。高尚告诉澎湃新闻，何天带在上面写了自己入狱后的一个心愿：她在狱中，看到自己的一个狱友“生活很凄惨，内心很同情她，何天带希望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来照顾这个狱友，给这个狱友1500元钱”。

高尚告诉澎湃新闻，何天带在看守所的生活未必比她的狱友更好，“她心中还是有向善的一面。”

何天带的处境似乎并未打动她的家人。澎湃新闻两次来到她的家乡，她的母亲此前称，就当这个女儿死了。她仍在家乡的大哥之前承诺，等工作忙完了就去广州见何天带一面。但其后，其大哥称“她自己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没有时间，我要上班，我们已经二十多年没来往了。”

何天带则在看守所里，等待着她的判决。

媒体报道：毒保姆案并非个例

何天带涉嫌谋杀十位老人之事一波未平，广州更多“毒保姆”也同时显露。

据《广州日报》报道，读者向其致电称，在广州番禺，另一名毒保姆陈雨萍亦涉嫌毒害多名老人。

　　2015年2月3日，广州公安以“孝子敬老聘保姆，保姆谋财害老人，广州番禺警方侦破1宗保姆谋财杀害老人案件”为题，通报了陈宇萍所涉嫌的一起谋杀案，通报中称，犯罪嫌疑人陈某（女，48岁，广东英德人）以照顾老人为名，为谋财而故意杀害其照顾的老人，还故意制造老人自然死亡的假象，企图逃避公安机关的侦查打击。

家政公司为受害人一家开出的收据。

通报称，2015年1月6日，番禺区居民冯某（男，96岁）的家属从一保姆中介公司雇佣保姆陈某照顾老人起居生活。不到一天时间，该保姆便忽然电话通知家属老人已过世。家属赶到现场后，认为老人死因可疑，于是报警。番禺警方接报后迅速开展侦查工作，经法医检验，确定老人死因为他杀，并将嫌疑人陈某带回审查。经审查，犯罪嫌疑人陈某供认其为谋财，以暴力手段致老人死亡的作案事实。

据《广州日报》报道，在广州市番禺区西丽路的家政中介中，有一些保姆专门照顾生病、濒临去世的老人。其在业内被称为“执死鸡”，等待老人去世后，这些保姆即要求“做不足一个月工资也要按一个月算”。当地一位家政公司业内人士称，这在他们那一片，已成行业潜规则。其总结称，“执死鸡”有数点共同点：1、雇主多为患病老人。2、雇主死亡得很突然。3、到家时间短。4、到家前先提“家规”。5、觊觎老人身边钱财。

澎湃新闻注意到，新浪微博上一位网友称，他也为广州番禺人，约三年前，他的母亲因为癌症在家休养，于是他请了一个保姆照顾老人，在保姆来了约四五天后，其母亲吃完早饭，忽然喊晕，而后就去世。保姆当时收钱即走，走后还曾给他打过电话称她落下一包药，是自己吃的，很贵，要回来拿。

该博主称，他所请保姆也为韶关人，但并不确定是否即是何天带。他向广州当地媒体一位记者重复了上述经过，但拒绝了采访要求，澎湃新闻此后数次联系该博主，其均未回复。

专家：加强行业监管治标不治本

“毒保姆”一事为何忽然酝酿并爆发？从整个社会角度而言，如何防范类似的事件发生？澎湃新闻就此采访了武汉大学城市安全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尚重生。

此前，广州家庭服务业协会秘书长莫小英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保姆市场上出现的最大问题是保姆的身份审核问题。家庭服务业协会曾呼吁，与公安部门联手，设立保姆的身份卡，审核保姆是否有案底等。

尚重生则表示，加强行业监管与政府监管是“治标”，但更续治本。他认为，保姆行业往往关注对保姆的专业技能训练，缺少对其进行人生、社会价值等等的培训。这导致个别保姆在上岗服务时，“只注重钱财，漠视生命”。

尚重生认为，“毒保姆”身上具有某种“反社会情绪”，个别保姆因长时间生活在社会底层，在金钱方面的缺失和种种个人经历导致了她们心理产生某种扭曲，对社会更高层次的人群或许会有仇视。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选择老人作案，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工资，更是一种仇视社会的情绪宣泄。

如何在日后避免毒保姆的出现？尚重生认为，行业监管和政府监管不可或缺。但更重要的是，需要政府向家政行业投入资金，培养专门的护理人才，填补这方面的用工缺口。同时，还需要建立保姆档案，规划家政护理行业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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