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15年的中国经济，既洋溢着改革提速的阵阵兴奋，也夹杂着经济减速的忐忑不宁。站在历史的关口，决策者以特有的勇气与睿智努力寻求着改革落地的方位。

供给侧改革

建立在国民收入均衡分析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之上的需求侧管理，以及建立在生产函数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之上的供给侧管理，是两种泾渭分明的政策主张，前者认为市场自身无法出清,需要采用政策刺激的方式来恢复需求；后者认为市场可以通过价格调整等方式来自动出清，强调劳动力和资本等全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需求侧管理假定生产要素的供给为既定的条件下对总需求的调整和控制，供给侧管理是通过对总供给的调节来达到宏观经济目标。

需求侧管理一直是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所秉持的核心思路，由此形成了投资、出口和消费等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这种方式的确可以产生立竿见影或者阶段性的作用，但由此形成了国内产能无序扩张与库存堆积以及宏观经济受制于境外环境等多重积弊。鉴于此，2015年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到中央政治局会议，再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先后多次提出供给侧改革，它代表的是我国经济发展思路的根本性切换，即从重视传统“三驾马车”的需求动力转向依靠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等全要素的供给动力。

围绕着供给侧管理这一全新思路，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五大任务，并同时重点部署了国企、财税、金融、社保四大领域改革要旨。可以说，2016将成为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启动之年。

两大政策杠杆

如果说供给侧改革更多地体现为产业结构政策层面的更新与转向，那么作为宏观调控的另外两大政策杠杆——货币与财政政策同样在2015年也实现了大尺度的空间拓展与功能创新。

虽然2015年中国经济出现了25年来的最低增速，中国人民银行并没有追随QE的潮流，而是在5次小幅降息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推出与应用MLF（中期借贷便利）和SLO（短期流动性调节）两大全新货币工具。在这里，MLF主要是中央银行采取抵押方式，通过商业银行向市场提供中期基础货币，而SLO则以短期回购的方式影响商业银行间隔夜利率。在充实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篮子的同时，MLF与SLO的联动也向市场尤其是特定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领域提供了精准而充沛的流动性支持。

面对经济持续下滑的压力，过去一年并未看到我国财政赤字显著放大，全年各级政府的财赤规模大约为1.62万亿元，赤字率仅为2.3%。而就在维系着低于全球平均赤字水平这一底线的同时，财政政策作用于经济的力量依然不减。一方面，我国创造性地推出了PPP模式（公共私营合作制），截至2015年年底共推出6650个PPP项目，相应撬动社会资本8.7万亿元；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全国启动实施了地方政府的债务置换，全年置换债务规模3.2万亿元，既控制了总体赤字规模，同时保证了地方政府稳增长过程中手中有粮。

A股救市

2015年6月股灾所引致的破坏程度超过了一般人的想象，在对罕见的股灾迅速作出了冷静判断之后，中央政府果断出手，并随后拉开了A股历史上罕见的救市大行动。虽然时至今日一些人士对此仍有微词，但不得不承认，正是决策者打破唯书拜典的勇气与胆量，才避免了一场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发生，而且随后监管层所展开的清理配资、打击违规违法等系列壮士断腕之举最终让市场回归到了常态，并赋予了A股更为确定的未来。

无疑，在2015年A股平台上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应当是《证券法》的大修，新修订的《证券法》草案首次明确股票发行由核准制变为注册制，而且2015年年底全国人大通过了授权国务院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决定。作为一项全新的IPO制度，股票发行注册制虽然会导致更多的新股供应，但并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IPO可能自由泛滥。与核准制相比，注册制主要淡化的是内容审查以及程序上的简化，强化的则是后续严格与严厉的监管。只要监管的职能还存在，监管层还会审时度势地对IPO的规模与节奏进行调控。这种看上去有违市场原教旨主义精神的做法恰恰符合了A股特定的环境生态。毕竟，中国股市只有不到30年的历史，年轻的身躯能否承受超量之重还需耐心观察。

自贸区

产业经济学在强调区域发展平衡的同时也推崇布局增长极，但经典理论的增长极主要是指产业极，特别是工业制造产业。过去30多年里，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路径就是这一传统理论的应用，如在珠三角、长三角引进外资，从体量上做大制造业，进而做强一方经济，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从沿海向内陆的产业转移与辐射。这种侧重规模扩张的做法的确促成了区域经济的飞跃，但由此也制造了板块之间的落差，以及资源禀赋的透支和自然环境的恶化。

有别于重点突破的传统区域经济发展思路，中央在全新的战略版图之上更为注重整体的协调与推进，按照“一带一路”的发展规划，中国经济将由过去的商品出口升级为新型的资本输出，由一般的成品半成品出口转为产能的大规模输出，在带动国内区域经济板块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惠及沿途各国。另外，在“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棋盘下，不仅谋求板块经济数量的扩张，更注重资源与环境的保护，同时强调各经济协作单位的联动。中国区域经济正在发生质变性飞跃。

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强调的是资源开发与利用，而新的中国区域经济战略侧重于微观领域的制度创新。因此，继上海自贸区之后，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在2015年顺利落地，如果说上海自贸区将在金融制度上不断拓展创新空间的话，那么广东自贸区将在关税制度创新方面积极作为，同时天津自贸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制度创新层面大展身手，而福建自贸区将为大陆与台湾两地之间搭建更畅通的商贸桥梁。除此之外，四大自贸区将共推负面清单制度，而且这种区域经济板块所积累的成熟创新能量最终将辐射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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