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维凯（1963-），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全国音乐美学学会常务理事。1997至2001年曾担任音乐学系副主任，2001年至2011年担任附中校长。所授课程：《音乐美学基础》、《西方音乐美学史》。主要论著：《情感艺术的美学历程——西方音乐思想史中的情感论美学》（2008年荣获中国音乐金钟奖首届理论评论奖著作类二等奖）、《音乐美学》（合著）、《中国艺术教育大系•音乐卷•音乐美学教程》（合著），另在国家级核心音乐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音乐审美经验的感性论原理》一文于1999年荣获首届“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全面的现代化，充分的世界化：当代中国音乐文化的必由之路》一文获“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理论评论奖”（优秀奖）。2000年荣获“杨雪兰音乐教育奖”；2001年、2006年两度入选“北京市培养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2015年入选北京市“四个一批”人才工程。

人生中有许多宝贵的时光，只有在变成回忆时，我们才会知道它真正的价值。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样的回忆渐渐多了起来，一些往事，常常会变得比刚刚经历过的事情更加历历在目。不仅是记忆犹新，而且是记忆“胜新”。

在我的那些“胜新”的记忆中，有一段时光，有一个人，永远是最最清晰的，那就是我的大学时代，和我大学时代的导师——张前。

与张前先生的这份师生之缘，是在我的同窗好友周海宏的引见下结成的。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我和周海宏同在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系读本科，学制五年。在上到大四的时候，按照系里的规定，每个学生都要开始定专业，选导师了。同班的其他同学好像早已成竹在胸，各个名花有主。周海宏是沈阳人，他和张前老师算是“老乡”，入学前就曾通过亲友的介绍，得到过张老师的指点，对张老师的学问和为人都有一些了解，所以，他选择张前老师来做导师，更可谓“蓄谋已久”。而那个时候的我，却还从来没有见过张前老师的面。只是觉得我的这位周同学是个聪明人，他的选择一定不会有错。于是，在尚不知导师为何许人，也不知音乐美学为何物的情况下，我就这样懵懵懂懂地跟着周海宏一起，撞到了张前老师的门下。二十多年之后，周海宏在他的文章中提起过这段往事，在他的回忆中，我好像是打了头阵，率先上前向张老师表白了拜师求学的愿望，这个细节似乎多少有点虚构的成分，但却真实反映了我在见到张前老师那一刻的心情：欣喜、兴奋，毫无犹豫。

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我相信缘分，更相信直觉。自见到张前老师的第一面，我便断定：这是一位难得的好老师。在随后从大学四年级一直到硕士毕业这五年的时间里，在与张老师相遇、相处、相知的岁月中，我的这一最初印象不断地被经验和事实所验证。仅就我个人的生活经历而言，跟随张老师学习的这五年，是自己一生中最愉快、最充实的阶段，也是思想最为活跃、学术视野大开的阶段。虽然已经二十多个年头过去了，时至今日，眼前仍然会不时地浮现出这样一幕：我背上双肩包，骑着自行车，斜穿过京城的大街小巷，从西城区鲍家街的校园赶往东城区安定门内的分司厅胡同，敲开张老师的家门……，每周一次的专业课，就这样开始了：在张前老师那间不足8平米的“书房兼卧房兼视听室”里，师生二人促膝相谈。每一个核心概念的使用，每一个基本观点的表述，立论的依据，资料的索引，以及论文的体例、结构，等等……，论文写作的一个个步骤，一处处环节，都在张老师缜密而清晰的思维中经受着严格的检验，此时的我，完全忘却了时间，只知道杯中的茶水凉了又兑热的，热了又变凉的，直到最后终于听到张老师一声：“好，妥了，今天就这样。”我才耳红脸涨的回过神来，匆忙收拾起早已堆成一堆的书本纸笔。通常，课后张老师都要留我一起共进午餐，可是说实在话，张老师的午餐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没有吸引力了，一锅白面条，就着一盘炒西红柿或者花菜、圆白菜之类的东西，几乎顿顿如此。真正吸引我课后留下来的原因，是张老师家里的藏品——一摞摞似乎永远看不完的音乐录像资料片。上世纪八十年代，尚无“光盘”问世，更没有今天的互联网技术，为了解决当时国内从事音乐学研究所面临的视听资料匮乏的问题，张前老师从日本归国时，带回来满满几十箱的录音、录像带，由于体量过大，以至于这些“行李”被海关当作走私嫌疑物品扣了下来，最后不得不由单位开具公函，证明为教学用学术资料，才辗转回到手中。每次在张老师家上完课之后，最兴奋的就是打开电视机观看录像片，午饭之前，先饱餐一顿音乐视听的饕餮盛宴——纯正古典音乐的“名家、名演、名作”。张老师的收藏中不乏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诸如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霍洛维茨演奏的贝多芬和肖邦作品；古尔德演奏的巴赫、莫扎特；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年轻时的独奏、重奏影像；小提琴家海菲茨、大提琴家罗斯特洛波维奇的个人专题片；卡拉斯演唱的歌剧《卡门》选段以及萨尔茨堡音乐节上的黑人女高音歌唱家杰西•诺曼与小泽征尔……等等。当时的中国，虽然已经改革开放近十年，但在官方媒体上还很难见到这些古典音乐名家的身影，即使在音乐学院的图书馆里，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也非常稀缺。张前老师是利用在日本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几年里日积月累四处搜集，节衣缩食地筹钱购买，甚至从电视音乐节目中一点点转录，才积攒出这样一批收藏。

正是由于拥有这样一批宝贵的音像资料，张前老师回国后不久，便在中央音乐学院开设了一门名为“音乐名演赏析”（后更名为“音乐表演美学”）的课程，面向全院表演专业的学生，结合西方古典音乐演奏、演唱名家的实例，讲授音乐表演中的不同风格及其美学观念的演进。除了每周到张老师家上课的机会之外，我和周海宏还一起旁听了一轮张前老师的这门共同课，目睹了张老师在讲台上循循善诱、科学严谨的教学风格。直到现在，我还能听到一些当年听课的学生而今已是学院教学骨干的中青年教师们说，作为表演专业的学生，他们在大学读书期间所修的最具有实用价值的音乐学课程，就是张前老师的这门课。每当此时，我都会不无炫耀地对他们说：“张前老师，那就是我的导师。”

的确，我一生都为自己拥有这么好的一位导师而感到荣幸和自豪。不仅如此，当我也成为学生们的导师，也指导别人进行学士、硕士直到博士论文的写作时，张老师授课时的形象，乃至语音、神态，都会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尤其是当学生们遇到困难和一些难以解答的疑问时，回顾一下我自己的学生时代，想一想张前老师，便会油然获得一股支撑我平复焦虑和困惑的力量。其实一直到现在，每当有个别学生在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中遇到“坎儿”有点不知所措，而我这个导师也有些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就会让他们找张前老师这位“师爷爷”去聊聊。因为张前老师最善于激发学生的灵感。从多年师从于张前老师的经历中，我体会到张老师教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会像有些导师那样，犹如一名交警，站在那里给你指挥方向，规定路线；也不是像放风筝一般，永远用一根线把学生牵在手上。张老师是让学生把自己的思维当作活泼的、有生命力的小鸟，而他则帮助你把囚禁着这只小鸟的笼子打开、拆掉，任其自由地飞翔，而此时的张老师又会变成空气，无论鸟儿飞得多高、多远，都会被这无形但又无比强大的浮力托举着，高飞远举。每一只这样的“思维之鸟”都会有自己的个性，它们大小不一、强弱不同，不仅飞行的方式、高度和速度会有差异，就连各自飞往的目标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它是怎样的一只，无论它要飞向何方，在张前老师那里，都会得到最好的哺育和扶助，从而看到学术天空的辽阔，享受到探索之旅的快乐。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在张前老师的教学中，我的确深深地领会到了。

和张前老师在一起的学生们，永远是幸福而快乐的，因为我们从张老师那里不仅能得到获取真知的满足感，而且能享受到思维和心灵得以自由翱翔的乐趣。张老师之所以能够给予学生这样的快乐，除却他渊博的学识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之外，还有一点或许更为重要，那就是宽广包容的胸怀和善于倾听别人的习惯。只要是一个与张老师有过深入交谈的学生，都一定会记住这位老先生在倾听你讲话时那副专注而诚恳的神态：有点厚度的近视镜片后面，是一双好像总是眯缝着但却透露出智慧光芒的眼睛，这双眼睛凝视着你，充满了信任和鼓励，鞭策与期望。在张老师的课上，我和周海宏经常会高谈阔论，海阔天空，其中不乏有些语无伦次甚至是胡说八道，但张老师从不断然制止，而总是一如既往地认真倾听着，间或用提问和建议，帮我们梳理概念，调整思路，把一些凌乱的思绪和偶然碰撞出的火花，逐步整合成型，排列成章。我的本科论文和硕士论文，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完成的。尤其是硕士论文《音乐审美经验的感性论原理》，最能够体现出张前老师对我学术思想的影响力。在这篇文章中，我大胆提出：推翻理性至上论的思想桎梏，把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从西方几百年来的理性主义认识论中解脱出来，将“感性”确立为与理性具有同等地位的“人的本质力量”，进而重新审视人类音乐审美活动的对象属性、思维方式和目的指向。这一理论构想在当时确有些“指点江山气吞山河”的意味，如果没有张前老师的包容和激励，一个刚刚接触音乐美学没有几年的二十几岁“毛头小子”，怎敢如此“口出狂言”？这种学术上的“胆大妄为”，可以说，就是被张老师给“惯出来的”。在理论观点上，张老师能够最大限度地尊重学生的独立思考，即使遇到与他本人想法相左的观点，也会鼓励你把道理讲出来，在逻辑上弄清楚。张老师推崇胡适先生的一句话：“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以此为准则，他在为学生打开视野的同时，随时以犀利的目光，检验着你立论的根据和种种概念、范畴间的逻辑关系。我和周海宏都有过被张老师追问到哑口无言的经历。记得有几次下午去上课，当我赶到张老师家里时，周海宏上午的课还在继续，于是我只得先在一边旁听，听着听着便又加入了讨论，插话、提问、争辩，不知不觉中，一个下午就过去了。正是在张前老师这种严格的指导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引领下，我们在治学水平得到不断提升的同时，也取得了经得起时间和逻辑检验的学术成果。我在张前老师指导下完成的那篇硕士论文，在1999年文化部首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中，获得了三等奖。虽然只是三等奖，但由于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来此类项目的首次评奖，且参评者不限年龄，参评成果不分时间、不分种类，因此参评著作的数量和质量都可谓“空前绝后”。最终，一等奖的获得者几乎全部是“已故”者，而且大部分获奖成果都是已经出版多年的学术专著。而我这篇区区三万余字的硕士论文，竟然能够跻身于获奖行列，足见其意义非比寻常。颁奖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作为最年轻的获奖者代表（当年36岁）上台发言，谈了自己的获奖感言和治学体会。而那一时刻，我心里最感激的就是我的导师——张前老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篇论文所获得的荣誉，其实就是颁发给张前老师的“教学成果奖”。两年之后，周海宏的博士学位论文《音乐与其表现的世界——对音乐音响与其表现对象之间关系的心理学与美学研究》又一举荣获2001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再次印证了张前老师的教学理念和学术精神，在其指导的学生身上产生了怎样的效果。

我博士生阶段的学习没有能够继续留在张前老师门下，而是转到了于润洋先生那里。这其中部分原因是，在我硕士毕业时张前老师尚未取得博士导师资格，而他又非常希望我能够在音乐美学专业上继续深造，于是便主动把我推荐给了刚刚从院长职务上退下来的于老师。其实我知道，若从五年的师生感情和张老师本人对学生的选择来讲，我也完全可以像周海宏一样，先留在学校工作一两年，待张老师的博士点审批下来之后，再回到张老师身边继续学习。但此时的张前老师，完全从学科梯队建设的大局出发，从一个学生学术积累与发展所需要的全面性考虑，积极鼓励我去读于老师的博士，没有任何一点偏私之心，体现出超然而开放的学者风范。记得在我和周海宏一起读硕士的时候，中央音乐学院的研究生教育体系还不十分完善，论文的写作并不像现在这样事先要有一个正式的“开题报告”，但张前老师在那个时候便已经有了这种学术规范意识，他主动邀请音乐美学教研室的各位老师聚在一起，听我们谈选题，讲构想，共同为我们的论文“号脉”、“把关”，使我们得以从这些优秀的前辈们身上，得到了许多可贵的学术滋养。上善若水，润物无声，张前老师就是通过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为晚辈学子铺就了前行的道路，用无私的大爱之心，铸就了我们学术事业发展中的一座座跨越屏障的阶梯和桥梁。

张前老师所给予我一生的影响，绝不仅仅是学术方面的。他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淡泊名利的处世方式，宽厚、包容但却明辨是非的胸怀格局，都在我的内心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始终伴随着我心灵的成长。中国人常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当面对张前老师的时候，这句话对我而言，绝非随便说说而已。自从27年前与张老师结下了师生之缘，在我人生轨迹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上，都离不开张前老师的提携、指点和教诲。如今，张老师80岁了，作为弟子，我愿献上一份衷心的祝福，祝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继续在人生路上与我们相伴而行。

原载《人民音乐》201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