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肖菁 本报实习生 沈筱婷

17岁胃癌晚期的刘旺在去世时捐献了自己的眼角膜，前天他的妈妈接到骗子电话，以民政部门要补贴丧葬费用为名，要刘旺妈妈拿一张常用的银行卡去ATM机操作。接下来骗子的手段我们也能够想象，跟其他电信诈骗一样，在他的指导下，卡内的钱就会被莫名其妙转出。幸好刘旺妈妈从骗子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中听出异样，没有受骗。但是刘妈妈的心里难受呀，她在电话那头恸哭“我们这样的家庭他们为什么还忍心下手”。

而记者了解到，至少已经有六七个捐献过器官的病人家属接到过骗子电话了。

这样的骗子让人忍不住想开骂，都是为人父母或者为人子女的，为了骗钱，竟然能如此丧失人性的底线。

报道在钱江晚报和钱江晚报官方微信同步推送之后，网友们表达了强烈的愤慨，而且理智地希望深究个人信息流出的源头，能不能重罚这些骗子。

逝者信息、家属信息

骗子掌握的个人资料非常丰富

经过我们的报道，昨天又有新的受害人跟我们联系——

袁晓恩是台州市天台县的注册义工，常年活跃在各种爱心活动中。2012年，她患上肠癌，直到2015年病重去世，生病中依然热心公益。她被称作天台“最美义工”，曾入选“中国好人榜”。她丈夫吴立红说，他也接到过诈骗电话，对方对袁晓恩的信息了如指掌，而且还知道他的手机号码，这让吴立红很想不通。

还有几位捐献者家属，有富阳的，萧山的，还有杭州市区的。骗子都报出了更为详细的信息，有姓名、年龄、病情、去世时间，还有家属身份证信息，家庭住址，家属电话等等。

一位李女士来电，她的父亲去年在某医院过世，就医和治丧登记的都是弟弟的手机号。不久，弟弟接到了诈骗电话，父亲姓名，年龄，病情，去世的日期和医院，骗子都一清二楚。

捐献者信息

可能流经的渠道

接到骗子电话的受害者中，有好几个是曾经经过媒体报道的。

比如刘旺、袁晓恩，骗子跟家属核实的信息主要也是捐献者的名字，病情和去世时间，救治医院。

有可能，骗子的信息来源之一是媒体报道，根据有限的信息，设局套取更详细的信息，以博取信任。这倒真是防不胜防了，作为媒体，我们渴望也有责任报道这些好人，传播这样的正能量，我们想让他们的亲人以他们为傲。没想到，这也能被骗子利用。

而其他受害者，并未经过媒体报道，而有时候骗子掌握的信息也更全面，有姓名年龄病情去世时间，还有家属身份证信息，家庭住址，家属电话等等。

那么这么详细的信息哪些渠道可能掌握呢。

浙江捐遗协调员朱强荣说，作为协调员，只要是跟他联络的捐献者，这些信息他都保留一套，是他个人保存的。而后，他还会把这些捐献者的资料报告给辖区红十字会，红会又会把这些资料报给市春风行动办公室，春风行动办公室会依据名单选择慰问。

另外，有读者来电告诉记者，在医院救治时，看到过某些护工来打听病人隐私，有的甚至打着以“有人要捐助你们”，“家属去世以后要不要我来帮忙，留个详细联系方式给我”，读者说不排除护工中有些不够谨慎的或是为了些蝇头小利的，传播了病人的个人信息。

警方披露电信诈骗的

个人信息来源非常复杂

记者就此事咨询了杭州市刑侦支队的警官。他们说从以往破获的案例看，个人信息泄露的渠道非常复杂，有的是骗子通过网上交易直接购买的，个人信息倒卖已成为产业链。

像这类如此精准专门瞄准捐献者个人信息的，只要掌握信息的渠道都有可能泄露，而很多时候并不是直接参与的工作人员泄露，而是因为系统联网，能接触到信息的人非常多，不排除其中个别人另有企图。

所以后来在分析信息泄露渠道时，不排除医院、社区、街道、殡仪馆等有可能获悉个人死亡信息的环节。但量大面广，很难查。

相似案件能够破案很大的抓手是被骗款项是在哪里被提取的，由此去布控查找。

记者了解到，出卖个人信息，其实是非法行为，罪名就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也有过相关的案例判罚。

比如，上海一家房产评估公司的员工周某，辞职前拷贝走了一堆加密资料，拿到6000多条客户资料，卖给了房产中介冯某，冯某又在QQ叫卖这些信息。周某和冯某就被判“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按照浙江省构罪量刑的标准，获利5000元以上，或非法获取特定的20名以上公民个人信息，就有可能构罪。

在这里记者还想多说两句：

虽然看起来查出到底是谁干的，有点难。

但这件事伤害到的不仅是刘旺的妈妈，也不仅是遗体捐赠者的家属，而是当下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信任感。

我们想追查出事件的始末，不仅为了查出可恶的骗子。更是想请所有“个人信息”的接触者们自问，我是不是信息的泄露者，我的一举一动应该怎么做。

对社会来说，美好，来自于每个环节的道德建设和自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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