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女子的“怒斥”尚在耳边，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的“新规”刚刚下发，人民警察的“抓捕”还未结束，医院门前的“号贩子”却又上岗了。人们发现，在如此风口之上、高压之下，他们依然在北京各大医院门前出没，甚至都没有采取遮掩措施，而且“分工明确、运转良好”。这让人感到十分意外和震惊：“号贩子”没得治了？

有人评论，“号贩子”死灰复燃，且如此之快，乃是“松懈”的缘故，医院和公安部门的“组合拳”停打了。这是怎样的一套“组合拳”呢？门诊楼里多了监管人员，医院门口多了频频巡查的便衣警察和责任落实的保安。

也有人表示，要加强对“累犯”的监管，加大对“号贩子”的惩处力度。怎么加大力度呢？依据刑法第225条第4项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规定，可将“号贩子”归为非法经营罪，从而使其拘留时间不限于10日以下。

还有人指路，学学铁路卖票，看病挂号实名制，“号贩子”就无空子可钻了。有的医院不早就实名制了吗？怎么也有“号贩子”呢？那是医院不够“实”，一定要严格实名！

然而，即便是出招的人也承认，这些办法治标不治本。事实上，很多时候是不现实的，连标也治不了。

早在1998年，北京东城公安分局就针对同仁医院的“号贩子”展开统一打击行动，抓获“号贩子”138名。2005年，卫生部、公安部等部委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严厉打击“号贩子”“医托”专项执法行动，允许公安机关进驻医院，设立警务工作室，进行现场打击。2015年，北京警方又一次开展集中整治“号贩子”专项行动，出动50余次，仅在北京儿童医院，就抓获“号贩子”245人。

可是，“号贩子”并没有随着这样的雷霆行动消失，反而有愈加猖獗之势。北京一家大医院的领导说，“号贩子”也有“抗药性”了！原来公安一打能管半年，现在连一个月都管不了。这话不假。北京公安上个月刚出动过，却没有影响“号贩子”这个月继续上岗。实名制等手段在实践中也面临相同的尴尬。

有人指出，行政的、司法的、技术的手段并不能根除“号贩子”，只会导致他们“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要想真正治疗医院的这块“牛皮癣”，必须另想办法，比如分级诊疗。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就表示，优质医疗资源的短缺和无序的分配导致了“号贩子”的野草模式，因此，打击“号贩子”是标，加强分级诊疗是本。“如果全国人民都来北京看病，即便没有‘号贩子’，北京的医院也是不堪重负的。”

逻辑似乎不错：患者的堆积造成了一号难求，“号贩子”进而趁机求财；如果将患者分流，“号贩子”岂不成了无本之木？问题是，现实却很残酷：分级诊疗本身还在“患脑梗阻”呢，哪来余力除“号贩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房莉杰指出，虽然近几年国家一再强调分级诊疗的重要性，并且于2015年9月发布了《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但是分级诊疗至今仍是“镜花水月”，难以从梦想照进现实。她在南方某开展分级诊疗试点的城市调研时发现，其分级诊疗几经调整，还是难以找到合适的路径。

起初，该市基层医疗机构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马上导致了基层诊疗服务量的下降；接下来尝试“医联体”模式，将基层医疗机构并入二级医院，服务量上升了，但是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受到了忽视；后来又尝试将基层医疗机构的公共卫生服务分离出来，成立单独机构，却发现“健康管理”是一个整体，分不开；目前的结果是，部分地恢复到改革前的状况。

庄一强也指出，“长效机制应是基于利益条件下的共同发展，而不是基于行政手段。然而，目前我国的分级诊疗缺少这种考虑，仍以传统的行政命令为驱动。”

那么，“号贩子”的毒还有别的解法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也曾向“号贩子”买过专家号，给父亲治疗脂肪瘤，并引发了一场经济学者和医生的对谈。他认为，医疗资源供给不足，特别是优质医疗资源供给不足，是我国医疗行业出现这些乱象的根本原因。不过，他开出的“处方”却又不同：放开行政管制，既放开价格管制、更放开准入管制，通过市场价格引导供给增加，才是解决“号贩子”问题的关键。

他的理由是，之所以出现“号贩子”，必然是因为存在价格管制，但这个管制价格低于医疗服务的市场均衡价，价差构成了“号贩子”的生存空间。而这种价格管制产生的前提，往往是市场进入壁垒带来的资源供给不足所致。医疗行业正是如此。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章蓉娅也持类似的观点。她在2012年就曾撰文呼吁，要提高医院诊疗普遍水平；要建立家庭医生或社区医生的初诊和转诊体制；要提高医生的挂号费，让它更接近医生的实际价值；允许医生自由执业，实现优秀医生的自由流动，给医生行医松绑，方是让“号贩子”消失的大道。

虽然抱有良策，可是面对眼前的“号贩子”，章蓉娅也只能“落荒而逃”：“今天中午我穿着便服吃饭回来，经过挂号大厅门口，一路上听到三个人大声问我‘专家号要吗？’一想到他们鱼肉着我们医生和病人，我真想冲上去揍他们一顿，但是考虑到对方人高马大，且是有组织有预谋，我只能恶狠狠地回了一句‘我不要’！然后落荒而逃。”（记者董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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