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金融市场高度联动、现有稳定机制存在功能性缺位、货币担保体系行为边界明显不足的今天，无论是关乎各国经济发展的金融稳定还是后牙买加体系时代全球三边均势金融格局的塑造，亟需有实力参与主体加强沟通与协调。在此过程中，中美作为两大主要经济体，理应在合作性博弈的基础上，找到彼此利益交集，并通过相关行动机制，发挥体系重构过程中的积极主导作用。

作为2016年20国集团（G20）峰会的东道主，作为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的超级新兴经济体，中国十分重视即将在上海举办的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亦对今年晚些时候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可能取得的成果寄予厚望。

对G20作用

不应过高期望

按照中国官方对G20会议属性的定位，这是当今全球重要经济体的联合协调机制，意味着无论是讨论具体事务的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还是层次最高的首脑峰会，其实最多只是提供了全球主要经济体讨论关乎全球经济与金融稳定的有关重大问题的机制化平台。峰会取得的成果能否落实为具体行动，仍有赖于各国的行为自觉。换句话说，尽管G20一般被称为20国集团，但其在很大程度上仍只是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而存在，并非有着严密制度设计与配套执行力的国际组织。因此，不能无限放大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所能起到的作用。

基于此，笔者并不认同所谓中国可以牵头在此次G20上海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上促成签署“新广场协议”的主张，尽管这其中暗含着对中国作为有实力东道主积极主导会议议题能力的乐观期许，也代表了在主要经济体推行“以邻为壑”货币政策的大背景下，世人对推动全球宏观金融治理协调能够在短期内取得重要成果的良好愿望，但这毕竟是一个话语权与一国软硬实力呈正相关的时代，指望美联储与全球其他主要央行签署新的广场协议，说易行难。

国际金融动荡成因复杂

毋庸置疑，进入2016年之后，全球金融形势愈加不稳定，股市、汇市以及大宗商品市场均出现大幅动荡，主要经济体几乎无一幸免。美国坐等各国送钱上门；日本在急火攻心之下放大招，实行负利率，日本股市随后遭遇重创，但日元强势升值发挥了一定的避险功能；欧洲可谓腹背受敌，既要应对英国“退欧”，又要避免区内经济衰退。至于向来不缺经济弹药的中国，则是遭遇罕见汇率波动，国际做空力量不断测试中国央行的回击能力。究其原因，不少市场人士均将其与美联储加息挂钩。刚刚连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也呼吁美国、日本和欧洲要重新审视各自经济政策的“异步性”，各国不要指望他国为其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买单。

的确，这是一个全球金融市场高度联动、现有稳定机制存在功能性缺位、货币担保体系行为边界明显不足的世界，各种力量体系交织，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或国际经济组织能够独立维护全球经济与金融稳定。将全球近期的金融动荡归咎于美联储加息，尽管有一定道理，但站在美国的角度，会认为这并不公平。何况美国做出加息决策主要基于对本国经济基本面改善的判断。至于其对全球市场会造成怎样的冲击，既在美联储的考虑范围又并非美联储关注的全部。毕竟在白宫看来，国家利益远远高于国际责任。而美国以及主要西方经济体近期一再提醒中国要加强本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沟通，其实已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中国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重要影响。

中美核心差距

在金融领域

中国最高决策层十分清楚，中国与美国和核心差距就在金融领域。因为金融是全球最高层面的分工表现形式，是基于定价与交易规则的财富分配转换器，其复杂设计与运营管理需要深厚的经验积累，更需要力量杠杆的发育。作为超级新兴经济体，中国要在全球顶尖层面的货币与金融分工中拥有一席之地并切实维护本国核心利益，就必须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杠杆，积极争取全球资产定价权。世人发现，刚刚过去的2015年，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这一年，中国不仅如愿实现了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俱乐部，更自主建成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一期并成功上线运营，这是中国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关键步骤，旨在为不断扩充国际行为空间的人民币提供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交易转换器，实现国内外有关支付系统的有效对接。而这些货币国际化基础设施建设，在全球主要新兴经济体中，目前只有中国有能力实施。从支撑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基础性条件来看，人民币完全可以且应该成为继英镑和美元之后全球第三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货币，不过这一过程注定曲折。事实上，人民币近期遭遇了较为剧烈的汇率波动，就是内部能力建设不足与外部多维压力合成的结果。但从历史的长波来看，这是人民币完成自身角色定位战略性切换过程中必然遇到的重要风险之一，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管理复杂金融系统能力储备能力尚显不足的具体表现。

美国决策层同样十分清楚，尽管中国正在技术领域努力缩小着与美国的差距，但要在金融领域赶超美国短期内并不现实。中国仍然依赖美元资产，人民币要与美元并驾齐驱至少需要20年时间。但美国是对趋势变迁极为敏感的国家，中国正在为人民币发育成为全球真正意义上的储备货币而搭建相关要素体系，例如密布全球的生产网络与贸易体系，并加紧将上海建设成为金融交易与定价中心，打造相应的金融制度文化，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支持条件是，中国自2013年以来显著加快了海上力量体系的建设，并尝试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安全产品以及金融改革产品，目的也是为人民币成为国际主要货币奠定相关基础。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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