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在上课

朱老师正在给学生们上课

女生听得很仔细

“不能允许别人碰你的地方是哪里呢？”韩雪梅问。

一名小女孩羞涩地指了指自己的胸部，而那些男孩们说出来的答案出奇一致：下面！

这是发生在北京一所外来务工子弟学校课间的一幕。2分钟前，这些孩子刚刚结束了一堂与“安全”、“责任”、“权利”、“身体”、“成长”密不可分的课程——性教育课。

日前，15家北京务工子弟小学一项多年的尝试正通过网络走进人们的视野——开设“全面性教育”课程，用全新的理念和貌似“大胆”的方式，告诉孩子们什么是科学的“性”。

这项由大学教授、公益组织以及基层教育工作者所推动的尝试，7年前不以“防性侵”为开始，现在却因为“防性侵”在社会上的走热，而逐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和推广。

通往“性教”的村路

1月6日下午，阳光明媚，但，寒风如刀。

离开地铁站，绕过纷扰的路边摊，穿过自建房挤占的小道，走出弥散着淡淡腐败味道的空气——从位于太阳宫的办公室到海淀龚村，韩雪梅和她的同伴终于结束了这一个半小时的路程。

在她们面前是隐遁在这个四环外城中村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海淀区行知实验小学。看到“终点”的大门，韩雪梅下意识地长出了一口气。“幸好我们吃完饭再过来的。”她对同伴说。

这是韩雪梅今年最后一次的下村之旅。除了学生们的假期，韩雪梅和她的同伴每周都要经历三四次这样的路程，从太阳宫到龚村，或者到韩家川，或者到小汤山……每次这样耗时1个到2个半小时的路程，他们乘坐的除了公共汽车，还有就是地铁。

这样的下村，已为人母的韩雪梅已经走了2年多；而一切的动力始于她曾经在农村做公益时的偶然“发现”。

“十二三岁的女孩月经来了还在吃冰激凌，所以她们特别需要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曾经在企业里工作的韩雪梅现在成为了“新公民计划”，一家公益组织的社会工作者，她负责的项目叫做“希希学园”。

下村，是这个项目参与者的基本工作，因为她们必须要到打工子弟学校里去旁听和调研一门课。这门课正是“希希学园”现在所大力推广的。对于推广者来说，这门课程将能够给那些流动儿童带来全新的观念，能够真正和科学地认识自己，至少面对坏人的时候，他们能够学会说“不”。

“其实这门课也让我学会了很多东西。”韩雪梅说，“原来，女孩月经的时候是可以吃冰激凌的。”

二年级孩子上的课：“性别与权利”

行知小学二年级一班的教室，容易让人产生回到上世纪90年代课堂的感觉：平房、老旧的讲桌、存放扫帚与簸箕的三角台、粉笔写的“元旦快乐”板报……

唯独黑板上的5个字显示了时代的不同：“性别与权利”。

朱老师挥舞着双臂，正在讲着这堂课的内容，兴奋之处，甚至会下意识地挥挥拳头：“性别平等意味着男孩和女孩都是一样的，要承担一样的责任，也应该得到同样的尊重和爱……”

45名学生仰视着老师的讲座，由于旁听者的存在，他们显得紧张却又兴奋，甚至于在朗读教材的时候声音都变得又高又尖：“男孩女孩都承担家务劳动……”

显然，这些孩子上课前是做了准备的。他们用小情景剧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性别平等的认识：周末，一家四口开心地去看电影，但哥哥和妹妹在选择看哪部影片的时候产生了分歧。这时候，“爸爸”和“妈妈”向孩子们表示：“男孩和女孩是一样的，家庭在做决策时要尊重每一个人的意见，对于看哪一部电影的问题大家要一起商量”。

孩子们表演的内容全部来自他们的教材——《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这套公开发行的教材要向一到五年级的孩子逐步传授的，不仅包括传统意义的性知识，如人体发育、性健康行为、性与生殖健康等，还包括人际关系，价值观、态度与技能和文化、社会与权利等内容。而它的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刘文利教授是一位致力于研究儿童性发展与性教育，关注儿童性权利的实现、社会性别平等及教育实践的女性专家。

而现在，对于这些二年级的学生们来说，他们需要掌握的除了“性别与权利”，还包括如何认识家庭与朋友、什么是交流、交流的技巧以及了解电视与成长的关系。

“我们推广的这种课程叫做‘全面性教育’，是按照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的要求来教学的，这跟防性侵课程是两回事。”韩雪梅说，“防性侵，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绕不过去的“防性侵”

但预防儿童性侵是绕不过去的话题，因为儿童，特别是流动和留守儿童已经成为了社会的热点，更是一种社会现象。

2015年，另一家公益组织“女童保护”公布的调查显示，2014年以来，性侵儿童的恶性案件在全国各地呈持续高发状态，全年被曝光案件高达503起，平均每天曝光1.38起，是2013年同比的4.06倍。且性侵案件受害人群呈现低龄化趋势，以7岁到14岁的孩子居多。

另一项统计数字则体现了农村务工人员子女所面临的高风险：在公开报道中，农村未成年人有171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有42人，城镇未成年人有409人。“这并不代表城镇儿童被性侵案件比农村儿童更为高发，这恰恰说明农村地区儿童安全监护薄弱。”“女童保护”的负责人孙雪梅曾经对媒体这样说。

而一所参与全面性教育课程的打工子弟学校校长也坦承正是学校曾有一位学生遭遇他人性侵，从而促使他们更加乐于参与这项尝试。

“多年前，我们学校有个五年级的女生被妈妈带着改嫁了，她妈妈经常在外面干活，家里只剩下继父和她。因为缺乏基本的对性的认识，她被继父性侵后还不敢确定，也不敢告诉妈妈，只悄悄告诉了自己的一个同学，后来是这个同学的家长听说了之后向学校的老师报告，我们才知道，才想办法帮她。”这位校长说。

事实上，参与这项计划只有两年的韩雪梅能够明显地感到一些学校的变化。“现在会有更多打工子弟学校来主动咨询我们，态度比以前更热情。”韩雪梅说通过“防性侵”打开全面性教育推广的一道门，对于孩子还是公益组织，乃至这项教育本身都不是坏事。

课间的时候，韩雪梅问这些孩子：“不能允许别人碰你的地方是哪里呢？”围过来的孩子中，一名小女孩低着头，“偷偷”地指了指自己的胸部；而那些男孩们脸上带着“坏笑”，喊出来一样的答案：“下——面——！”

孩子的提问

“老师，什么是卖淫？”去年十月，也是在课下，一名五年级的女生曾经偷偷问过韩雪梅。

韩雪梅感觉好奇，因为他们在授课过程中并没有使用过这样的词汇。从女孩接下来的描述中，韩雪梅知道了孩子是如何知道这个词汇的——新闻。“这让我们感觉遇到了新的课题。”韩雪梅和同事们不得不开始有意识地关注社会上的各种新闻报道了。

“现在像‘官员嫖宿幼女’、‘农村留守儿童被性侵’还有‘明星嫖娼’这类的新闻越来越多，孩子们不懂就会问，我们就必须要跟他们解释清楚。”韩雪梅说如果孩子不在课上提问，老师们则不会在课上公开去谈论这些话题，以免这些孩子会因为好奇去刻意关注那些事情或者一些名词。

而让志愿者们产生的第二种忧虑就是这些新闻事件以及报道，会让这些孩子“标签化”，甚至是“自我标签化”。“这些新闻事件反映了一点，就是农村儿童是容易受到侵害的群体。而许多的媒体报道总是习惯于把‘性侵’与‘打工子弟’、‘留守儿童’联系起来谈论。”韩雪梅说务工人员的孩子都非常敏感。

“和城市的孩子相比，打工子弟可以获取正确性知识的渠道太少了。网上确实有很多关于性的知识，但是没有界限，孩子们很可能会被误导，产生错误的性观念。”

“他们的父母来自全国各地的城镇村落：卖菜、摆地摊、收废品、挖土方、做保姆……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收入微薄、工作时间长，很少把时间花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在韩雪梅看来，这些孩子在家庭中正常的文化教育都很难保证，更何况是科学的性教育了。

“因为城乡结合部居住条件的限制，这些孩子大多和父母挤在一间房子里，有时候孩子会听见或者看见父母在进行性行为，然而他们自己对性知识又没有足够的了解和认识，看到这个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冲击，也可能会让他们对性有不科学的认识”，韩雪梅说。

家长的反应

时间退回到韩雪梅未到地铁站时的海淀龚村附近：1月6日12点30分。

乐，带着略夸张的扭捏——一位沿街卖烤面筋的大姐并不明白记者嘴里所说的“全面性教育”。“咋还教这个？”这位初来北京没多久的中年妇女只是觉得当今的社会不能啥都教孩子，“知道点发育和卫生的事儿就得了，孩子要都会了，就更了不得了。”至于她是否知道科学的性知识，记者得到的回应是：“你一大老爷们，咋啥都问啊。”

实际上，韩雪梅也会遇到个别家长的疑问：除了生理卫生知识，那些涉及性、爱以及更多“敏感”话题，是否真的适合孩子。

不过，那些长期在城市里生活的打工者，由于“见多识广”，对于这种“性教育”便能够欣然接受了。在北京开餐馆的李先生便是其中一位。

44岁的李先生是山西人，20年前刚来北京时曾做过搬运工、废品收购、送货员……现在他已经拥有了几家店面。他的女儿今年10岁，“我和她妈妈都很忙，没有时间告诉她那些方面的事情。”

李先生说自己是高中毕业，对于性方面的知识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才逐渐有所了解，有时女儿问及关于胸部方面的事情，他都是推给妻子来解决。而他所以能够接受学校开设这类课程，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学校里如果不教的话，现在社会上各种这方面的信息太多，孩子万一学走样了，就真麻烦了”。

老师要先“脱敏”

如果对照传统的生理卫生课，这些打工子弟的学生学习的内容很“走样”：他们会给教材里的生殖器图片涂颜色，他们还会学习如何预防艾滋感染，甚至他们还会知道如何正确对待“同性恋”人群……

“教材里需要的，对学生有利的，我就会教。”朱老师说在一些人眼里看似“敏感”的话题，她都能够很正常的对待，“我们都经过培训，都能够理解。”

但并非所有经过培训的人都能接受这些，这也是韩雪梅心中的“痛”。

由于打工子弟学校老师流动性强，很多学校的师资力量难以保证这门课程的持续。所以韩雪梅的团队在2015年开始募集讲课的志愿者，当时报名者有二三十人。

报名者需要参加两天的教学培训，而“脱敏”是他们首要的任务。所谓“脱敏”，就是让讲课者能够坦然面对那些所谓的“敏感”内容。“对于不能认同内容的，培训过程中自然就离开了；认同内容的需要适应面对学生能够开口。”韩雪梅说有的报名者即便培训全过关了，但最终也主动放弃了。

“一些人的理由是一旦家人问起，他们不好意思说自己所教授的内容。”韩雪梅能够感到安慰的是，现在团队里还有7个志愿者留了下来，轮流去韩家川的利民学校授课。

郭晓奕是这七个人里唯一的男性。他坦言，对于生理卫生和性行为知识，最初自己“不敢讲”，“我担心万一讲不明白会给孩子们造成错误的暗示。”

未来的路

韩雪梅又一次踏上了归途，脚下的路平坦却又狭窄。这就如同她负责的“全面性教育”项目，光明却又需要推广。

韩雪梅介绍，“最初在学校推行是刘文利老师的项目组自己在做，‘新公民计划’在12年曾经推动一次，14年又继续推动，15年成立了‘希希学园’专项项目。”

“但是16年的经费我还没有着落。”韩雪梅脸上露出了不易察觉的尴尬。她说这个项目的经费是由相关机构和企业长期赞助的，但是现在志愿者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去筹措资金了，“一名学生接受一学期6节性教育的全部课程成本是30.4元，一年只需要50万元左右的经费就可以维持这个项目。”

钱囧，不仅体现在韩雪梅负责的项目上，也体现在她的生活上。

与当年在企业的收入相比，韩雪梅现在的收入相当于打了对折。“好在我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不那么高。”韩雪梅说，“除了和孩子一起参加活动，看到人家孩子的花费，自己觉得有些酸。”

但是，比“钱”更囧的，是“家囧”。

虽然获得了丈夫和女儿的支持，但是韩雪梅到现在都没有告诉远在老家的父母自己的工作：“他们不会接受我现在的工作，我做公益的时候他们都有疑问”。

“他们会担心做公益就是会牺牲的那种。”韩雪梅笑了一下，“就像学雷锋……”

本版文/本报记者 满羿 见习记者 邢颖

摄影/本报记者 满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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