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该碑辗转调拨到广州博物馆，来源已难考证。 广州日报记者陈忧子摄

昨天，热心市民温先生反映，在越秀山原广州美术馆碑廊大门侧面有一块石碑，上面写的都是法文，大意是，该碑是为1860年~1861年为法兰西死亡的海员而建立的。他说，这有可能是英法联军入侵广州的重要历史物证。

文/广州日报记者林静 通讯员陈鸿钧

温先生是广州市民，家就住在越秀山附近，他和家人经常爬越秀山锻炼身体。2月份，温先生的儿子告诉他，在越秀山上广州美术馆大门内看到一块石碑，石碑上面都是外文，看上去不是英文，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内容。

好奇的温先生来到儿子所说的地方，拍下碑文，还亲自丈量了一下。这块石碑长约2.3米、宽约1.3米，是麻石碑，上面的年份是1860年~1861年，距今已经有150多年历史了。

市民怀疑是士兵墓碑

碑文上的时间为150多年前。

温先生说，碑文看上去应该是法文，他把碑文发给了一个懂法文的同学，同学回复说，这是一块墓碑，碑文上面写的内容大致是，这里埋葬的是法国士兵。

“碑文的时间刚好就包含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间，这会不会是英法联军入侵广州留下来的历史物证呢？”温先生不解地说，如果这块石碑原本就在这里，说不定这里就是法国士兵的墓地。这么重要的历史证物为什么会被这样摆放在草丛中呢？

墓碑或来自深井一带

深井岛曾被清政府指定为安葬外国人的墓地，被称为“法兰西岛”。

广州博物馆研究员陈鸿钧说，广州博物馆仲元楼展区(原广州美术馆)碑廊入口处有一方法文墓碑，麻石质，形制完整，放置于乱石杂草中多年。日前，博物馆招聘了一位法语专业的员工对碑文进行翻译，大致是，该碑是为1860~1861年为法兰西死亡的海员建立的。

陈鸿均说，该碑据说从广州东郊黄埔某地移交给广州市文管会，再由文管会(今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拨给广州博物馆。不过，由于时间久远，移交时既无经事人，又乏详尽档案说清楚来龙去脉，所以，关于该碑的原在地方及相关内容，现在亦不甚明了。

当年，清代广州黄埔长洲、深井一带水深港阔，为粤省大关之所在，所以当时有规定：“凡载洋货入口之外商船，不得沿江湾泊，必须下锚于黄埔，并不得在别地秘密将商品贩卖。”(W.C.Hunter:《The“Fan Kwae”at Canto》)。黄埔港为外洋船舶进入广东的首泊地，所以，此处商贾云集，帆樯林立。外籍海员到达后，无不由此登陆，租房生活，停留等待。

黄埔港对岸的长洲岛和深井岛被清政府指定为安葬外国人的墓地。有资料说，长洲岛被称为“丹麦人岛”，深井岛被称为“法兰西岛”。因而陈鸿钧推测，现在发现的法文墓碑原来应该在黄埔的深井岛，是为法兰西海员集体墓地而刻立的墓碑。

碑文所指法国海员死因成谜

陈鸿钧介绍，该碑是为海员而立。1856~1861年是中英、中法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段，自1857年12月29日广州失守，1857年1月5日粤督叶名琛被掳之后，广州除了乡勇团练等进行局部抗击和袭扰外，再无大的战事。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组织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扶持原广东巡抚柏贵，在联军委员会指挥和监督下继续行政，重要城关汛口由联军把守。1860年10月《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按照条约的规定，于1861年10月1日从广州撤出。

该墓园所葬法国海员的人数不得而知，因何原因而死也是个谜。在广州战役中，关于英法联军的死伤人数，中西记载不一。

广州博物馆另藏有一方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死亡英军的墓碑，该碑原嵌于越秀山旧城墙上，上面记录的死亡者共17名，年龄最大的37岁，最小的19岁。此英军墓碑说得很明白，该17名军士死于1861年广州驻地。此碑与上述法国海员墓碑类似，可相互比读。

反侵略斗争

无处不在

据史料记载，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后，“拆毁民房，掳掠子女，恣睢暴戾，无所不为”(清咸丰年间《筹办夷务始末》)。面对国恨家仇，有反侵略斗争光荣传统的广东人民不但采取公开的、集中的方式进行斗争，也采取秘密的、分散的斗争方式打击敌人。公开的斗争主要在《天津条约》签订以前，而秘密、分散的斗争则自从“亚罗号事件”发生以后不久就没有停止过，一直坚持到英法联军退出广州。

有许多广东人民秘密斗争的事例被史料记录下来。法军侵略头子葛罗在给两广总督桂良的照会中称：“该处人民，遇独行外国兵丁，即时毙命。”侵略者的《西人日报》上曾载：1858年1月，英国人在香港僻野地方，随时会遭到广东人民的袭击，以致“英人不敢再外私行”。英国侵略者在黄埔地方竖了一面大旗，到了夜里，就被广东人民将绳子割断，毁掉旗帜。7月2日，法国强盗从轮船登岸，忽然被困，其中两名强盗夺围而走，“一人在后，头与手皆被割去。”一名英国海军军官，在一个乡村里被包围，并在他的士兵面前被砍了头。

陈鸿钧说， 以上史料足以证明人民秘密反侵略者的斗争无处不在，给敌人以极大的打击，侵略者头目包令不得不承认“我们现在正吃着战争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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