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刘思洁 编辑丨雪梨王

“如果人类可以永生，你们想做些什么？试着想一下那个场景。”

老袁站在讲台上向同学们发问。讲台下的刘禛心想，永生是好事呀，这不是人类一直想要实现的事情吗？刘禛是南方科技大学2016级生物医学专业的学生，老袁这门《理解死亡》当时是他们专业的必修课。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刘禛的未来在进大学的那一刻就被确定了——做科研，出国念书。这是一条看起来无比正确且光明的前程。

2017年10月，刘禛开始做一个课题。那是个在她看来没什么学术意义的课题，因为在课题组里辈分最低，刘禛被安排了一份学长们都嫌弃的工作——解剖小白鼠。课题一直延续到2018年，那个春天，她开始了《理解死亡》一课的学习。

刘禛暂时想不出如果人一直死不了能做些什么。在日复一日地解剖小白鼠中，她没什么特别想要达到的目标，也不知道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

“永生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老袁的声音打断了刘禛的思绪。

“老袁”本名叫袁长庚，三十来岁，平头，留撮小胡子，戴副黑框眼镜，说起话来语速极快，逻辑清晰。他是南方科技大学的一名助理教授，在这门名为《理解死亡》的选修课上，他与一群20岁左右的学生们谈论着“你想要以哪种方式离开世界”，以及那些中国传统文化中讳莫如深的自杀和葬礼。

这间四四方方的教室里所激荡的思维火花，似乎与周围一切格格不入——在南方科技大学这所2012年才建成的创新型学校内，年轻的学生们在操场上奔跑，尖端的科研仪器下产出着最前沿的科学研究，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南科大所在的深圳市，发展的齿轮更是高速旋转，死亡难觅踪迹。

但老袁偏要做那个特立独行的人。

“牛鬼蛇神”们的人生困惑

2018年4月的深圳，天气湿热，在《理解死亡》第一次开课后，包括刘禛在内的五个同学还没散去。他们围着老袁，“老师，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老师，我该转专业吗？”大多数问题与课程本身无关，学生们期待着从这门课上获得一些有关人生问题的答案。

在学生们看来，老袁是一名始终会站在学生阵营的老师。他常常和学生互动，参加电影沙龙、搞图书荐购，甚至在演唱会上都有可能与他偶遇。他活跃在豆瓣、B站等聚满年轻人的社交平台，喜欢分享自己的生活与感悟，面对学生们提出的困惑也极尽真诚地去解答。

像刘禛这种总是围在老袁身边的同学，被老袁戏称为南科大的“牛鬼蛇神”。他们不算南科大评价体系下的优秀学生，不是国家级竞赛项目的优胜者，没有拿得出手的科研成果，成绩不拔尖，甚至没在班级或学校担任干部。

老袁解答完问题离开后，五位同学聚在宿舍楼间的天井中央。此时已到凌晨三点，他们交谈的内容从人生价值过渡到了抑郁症的症状和如何用药。有同学隐晦地谈论着自己的抑郁症状，一位女生说，自己时常爬上某栋教学楼的楼顶，犹豫过多次是否要纵身一跃。

有同学发声说人生是荒谬的；有人觉得人生要及时行乐；也有同学乐观积极，认为人生就是要去实现理想，好好读书、工作，报效祖国。几位同学找出论据互相辩论，会无所顾忌地反驳对方的观点，但没有谁想要去说服谁。

黑夜里，刘禛看到了同伴眼中的光，这是她记忆里大学时代为数不多的闪光时刻。

那段时间是刘禛的人生低谷，她时刻都在怀疑她所做工作的意义。那些死在刀下的小白鼠，更让她陷入了深深的愧疚。怀疑也从一个实验、一个课题，延伸到对于自己所选择的路以及人生意义中。她每天晚上12点躺在床上，凌晨两三点入睡，四点钟就会自然醒来。她因此暴瘦了20斤，不停掉发。

“假设你有 4 种方式离开这个世界，你会选哪一个？”

讲台上的老袁又发问了，他同时抛出四个选项——A.孤老终身；B.突发心血管疾病；C.艾滋病；D.乘坐的飞机在万米高空解体，死于空难。

刘禛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于空难”。在当时的她看来，这样的死亡就像烟花一样绚烂，没有痛苦。而类似于罹患疾病去世，一定是痛苦的。死于空难，正是每届学生选择最多的选项。

设计这个问题时，袁长庚本以为“空难”会是大家最难接受的。在和学生的交流中他发现，学生们并没有思考过这样的死亡会给亲人和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来上这门课的同学大多在成长过程中，被学校和社会保护得很好，对于死亡多半茫然无知。

“很多情况下，这个时代在屏蔽死亡。”2000年就在广州大学开设生死课的胡宜安直截了当地认为，“家庭教育中也一样，有些说法由来已久，比如亲人重病住院，弥留之际最好不要让小孩子进去；灾难现场、遗体告别会让小孩回避；茶余饭后忌讳谈死，觉得是不吉利的东西。”开课以来的22年，胡宜安接触了几千名学生，其中，有学生患有抑郁症想过自杀，有人在经历了亲人死亡后，想要到这门课上寻找某个答案。真正面对死亡时，学生们表现出来的除了茫然，也有恐惧、抗拒等各色情绪。

“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说过。这样的说法并非没有依据——上世纪20年代，死亡教育在美国兴起；1963年，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首设死亡教育课程。一项从1975年到2005年的长期调查数据显示，在此30年中，有关死亡教育的讲座与短期课程由7%发展到87%，独立开设死亡教育课程的院校由1975年的7%发展到2005年的18%。而英国、日本等国家也继美国之后，陆续开启了死亡教育的实践。反观中国，则是在2000年之后，死亡教育才在高校中缓缓铺开。

2006年，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的王云岭想开设一门面向全校的死亡教育相关的选修课程，在提交审批时被校方驳回。最后他选择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只在医学院申请开课。和未来每天会面对生死的医学生谈论死亡，被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事，院领导同意了王云岭的想法。该课直到引起了媒体关注，被选为国家精品课后，才在2021年成为全校的选修课。

〓 袁长庚在上课

相比之下，袁长庚的课开得还算顺利。2016年，他博士毕业后到南科大任教。彼时社会对于死亡教育的接纳度正在不断提高，南科大作为一所国家高等教育改革实验校，鼓励老师们的创新教育，袁长庚在申请《理解死亡》这门课时，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不做给出答案的那个人

和学生交流时，袁长庚发现，许多人都在儿时都有过一段时间非常害怕死亡，但因为没有讨论死亡的环境，他们不会把这种恐惧告诉家人。随着年龄增长，恐惧会慢慢变淡，但仍深埋于心——它似乎转化成了一种对于失败的恐惧，恐惧自己的人生没有意义，恐惧于掉队。

袁长庚身上也带着死亡留下的伤痛。七岁那年，母亲因白血病不治身亡。数学课上，一个陌生男子推开门，“袁长庚在这个班吗？我来接他看看他妈。”于是袁长庚被领到了医院，病床上的母亲瘦了许多，医生、护士和一帮亲戚围在她身边，姥姥坐在一旁不停地流泪，父亲扯下卫生纸，让袁长庚为母亲擦去嘴角的血迹。

彼时的袁长庚不知道母亲躺在病床上的状态意味着什么。母亲去世后，没有人和他讨论过母亲的死亡，更没人教他应该如何应对母亲的离世，他像木偶一样被提拉着参加了葬礼上的所有仪式。此后的日子里，家人对于母亲的去世缄默不言，父亲再婚，袁长庚像大人们一样习得了不去谈论母亲的离世。

太多情绪还没有表达出来，就被永久封存了。母亲的死成了袁长庚心里的一道疤。他后来发现，因为当时对这件事的回避，使得他在之后面对人生中一些重大节点时，总存在逃避心理。

读博期间，袁长庚写下了一篇文章，抒发多年来被压抑的情绪和对母亲的思恋。写完文章的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终于放下了一些对于母亲死亡的愧疚、恨意。但这样的补救始终是迟到的，它无法弥补袁长庚内心的缺失。也因此，在设计死亡课时，袁长庚想要把更多思考给到学生们。刘禛记得，学习内容包括最基础的理论，比如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善终，你觉得灵魂是必要的吗？再加上袁长庚自己设计的和死亡相关的话题，如葬礼、自杀、牺牲、丧亲之痛……

在刘禛看来，这门课知识点太多了，老袁是人类学方向哲学博士出身，讲课中充斥着人类学、哲学、社会学的知识。这些理论对于刚入大学的学生来说显得晦涩难懂。

但这不妨碍刘禛对于这门课的喜爱。这是她第一次接触有关死亡的教育，在一所理工科院校，这样的人文课程十分珍贵，是刘禛为数不多能从繁重无聊的科研工作中获得喘息的机会。

其中最受学生欢迎的是“自杀”一课。袁长庚站在讲台上发问，“自杀是一种错误吗？人有没有自杀的权利？”随后，他援引张国荣自杀和甘肃农妇杨改兰先杀了五个孩子随后自杀的事件，让学生们思考他们选择自杀的原因。接着，他带着学生们试图通过哲学视角，先从理性角度去理解，但“理性是超越生命的，生命是理性的一部分，如果自杀取消了生命，那理性就不复存在”。从这个角度，袁长庚否定了自杀能从理性角度去探讨。随后他又提出，那自杀是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呢？

赵雨晴是2020级的学生，她本以为老袁会用哲学的方法来诠释，告诉学生们不应该自杀，但讨论到最后却发现，自杀不是理性问题也不是道德问题。

袁长庚不会在课上做那个给出答案的人，他希望引导和启发学生去思考，由老师和学生的探讨推动课堂进程。在自杀这堂课上，他同样希望能够借着讨论自杀去建造一个语境，让学生们讨论当下的精神状态，给他们一个出口说出自己的苦闷。

课堂氛围通常是沉默的。袁长庚能够感受到学生沉默的表象下内心翻滚着思考和情绪。2021年，这堂课结束后，一个患有抑郁症、长期服药的学生给袁长庚写信，说自己好多次都把刀拿到手上了，但是想到这堂课上的讨论和思考，她又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一些正在下坠的学生被托住了。

以一场葬礼落幕

艰涩的理论之外，袁长庚把课程设计得尽量有趣，希望能够用各种创新，让年轻的学生真正感受到死亡。2018年第一学期开课时，结课作业是让学生们设计一场葬礼。

袁长庚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结课作业的海报，引来了许多人围观。那一天，前来观摩的学生挤到了走廊上，有人站在凳子上，从打开的窗户窥探着教室里发生的一切。

教室的灯关了，只有讲台附近被蜡烛点亮着。每个小组依次入场，展示着他们所设计的葬礼。台下的同学们静默着，像是看着电影里的一幕幕在讲台上发生。

一场中式葬礼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纸钱从高处散落，成员们穿着丧服，举着蜡烛，人群中传来了哭声。因为模拟得太过逼真，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刘禛坐在讲台下，屏住呼吸，随后一位同学在地上烧起了纸钱。刘禛所在的小组则精心准备了一场日式葬礼。小组中的一位同学对日本神话很感兴趣，葬礼根据这位同学编撰的日本神话演绎而来。他们穿着网上买来的黑色服装，戴着刘禛手绘的面具从讲台下方走来。死者则在人们哀悼结束后突然起身，回应起生者的哀悼，“谢谢你们前来送别我，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葬礼迎来了高潮。

〓 刘禛小组的“葬礼现场”

死者突然起身是特别设计的环节，“希望能搭建这种生与死的对话，给生者一个安慰”。

这样大胆的课堂实验在一个理工科院校里吸引了足够多的眼球，当现场图片被传播到社交网络后，袁长庚在凌晨接到了校领导打来的电话，把他批评了一通。此后每学期的结课作业，变成了按照拟定的主题写文章。

袁长庚觉得有些遗憾——死亡是抽象的，纯粹的理论讲述难以真正深入人心，而通过互动更能让学生具体感知死亡。

他后来意识到，校领导打来的那通电话，或许就是教学氛围收紧的一个切面。校领导们并没有明确反对这门课，但在他们的态度中，袁长庚读出了“你干吗非要讲这个”的质疑。他曾经设想着能够带学生去殡仪馆，又或者是请来警察、法医等接触过死亡的人为学生们开课。但没有学校的支持，加之自己能力有限，这些想法都没能实现。

到了后期，袁长庚逐渐泄气，他意识到自己无法完全掌控这门课。受限于他本人以及学生们的知识储备和人生阅历，有些问题难以深入探讨和交流，达不到一个完全理想的效果。

袁长庚总试图用科学的方法去搭建课程的每个环节，自己只是抛出问题，通过与学生的互动和探讨，共同勾勒出这门课程的脉络。他不愿意被视为一个绝对真理的掌握者。但这和绝大多数学生的初衷相悖——后者之所以选课，是希望老袁能够解答自己的一些疑惑，从他这里得到一些抚慰，又或者只是为了表达对老袁的支持。这些期待投射到死亡课上，双方的独立性被削弱了，更加充分和开放讨论的可能性也被剥夺了。

袁长庚有些失望，在课程实践中，他种下了一粒种子，但植物生长的方向不再完全受他把控。最后两年，死亡课已经变成了一门中规中矩的选修课。

被禁忌的话题

但有关死亡的思考还在继续。

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袁长庚对于死亡多了一层理解，也生发了新的疑问。授课期间，他的姥爷患癌去世了。姥爷双耳失聪，和家人交流极其困难。袁长庚认为，他是在自己所构筑的那个主观的心绪氛围中离开的。他把姥爷离世的经历讲给学生听，并抛出问题想要引发他们讨论，

“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对疾病、衰老和死亡的讨论非常少，缺乏相应的观念普及，那么当个体或家庭遭遇这样的情况时，告知一定是一个好的策略吗？”学生们没有答案，袁长庚自己也没找到答案。

MU5735坠机事件发生后，袁长庚写下自己的第一份遗嘱，突然而至的重大灾难让他再次意识到人生的无常。在遗嘱中，他详细安排了自己死后遗产的分配以及老人的照顾问题。他计划着，以后每半年更新一次自己的遗嘱。

意识到死亡随时都会发生后，刘禛也主动和父母谈论起他们的临终。母亲最初避讳和刘禛谈论这个话题，但架不住刘禛主动的次数多了，也就暂时撇下了对于死亡的禁忌。

交谈中，刘禛得知母亲不愿意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插着管子被抢救，而想要回到家中，和家人相守。母亲还希望在自己去世后，女儿能保留下自己所有的照片，并代她给生前的好友们写邮件告别。刘禛打算每隔几年就和父母聊聊这个话题，“人的观点肯定会改变的，或许几年后他们面对死亡，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教了22年死亡课之后，59岁的胡宜安也在不断学着和死亡的相处。随着年龄增长，他首先要学着接受衰老：胡宜安家住在27楼，从前，他习惯每天爬楼梯锻炼身体，后来被医生警告膝盖老化不能再爬；他的视力不断下降；他开始频繁被唤作“爷爷”。

他本人也是有过濒死体验的。2007年，他骑着自行车，驮着电脑主机赶着去修电脑，路口是红灯，他违规左转，被一辆农用车撞倒在地。一米开外，是一堆建筑用的乱石堆，他判断，如果撞上去，多半没命了。好在那次，他只是在肩膀固定了钢板。六个月后，胡宜安去医院取钢板，因为麻药没打足，他能清楚地听到医生取下螺丝的声音——那是一种类似装空调时用电钻打墙的声音，紧接着是手术刀划开皮肤的声音，他清晰地感受到那种刺骨的疼痛。

课堂上，他一遍遍讲起自己的这些经历。最近，他又主动把新冠疫情带入了课堂。在他看来，疫情是个引子，可以让学生们感受到生命的有常和无常。按部就班地生活工作，是生命的有常；亲人的离世，突发的意外，又或者是失去、分手，这些都是生命的无常。人们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有常中，会忽略掉生命的无常。

当不知如何应对无常时，生活秩序就会被打破。胡宜安觉得，疫情就是把生命的无常时刻摆在了人们的眼前，让大家无法回避，进而慢慢学着去应对。

“因为死亡，人生才有意义”

2022年春季学期结束，袁长庚要离开南科大。他估计，自己不会再有机会教授死亡课了。

作为一名人类学者，袁长庚觉得，人类意义体系的脆弱和幻灭，从来没有像过去20年里这么明显。一些在学校里面表现非常优异，在各个方面都出人头地的学生，可能是最虚无的学生，“通过高考走出来的这一代年轻人，看似有好多选项，其实就那几个选项，选来选去都是一样的，重建自己的人生比想象中要难很多。每个人的生活都悬在半空中，没有和身边的人产生联结。这是时代的病。”

在他看来，死亡教育不单单是去谈论死亡，他希望引导学生去思考和寻找到生命的价值。课程像一粒种子埋在学生心底，随着学生的成长，这粒种子才会慢慢发芽。

赵雨晴说不好自己有没有得到成长。高考结束后，她的人生就失去了方向。刚进大学没多久，她确诊了抑郁症。每天早上睁开眼睛，“人生没有意义”六个大字就压在她的胸口。她明白，许多困惑一直都有，只是被高考前高负荷的学习所压抑，现在这些困惑终于溜出来，击垮了她。

上完《理解死亡》这门课，赵雨晴觉得自己所要做和能做的就是去探索人生的意义。为了寻找与人的联结和生命的意义，大二时，赵雨晴选择了去美国交换，攻读人类学方向——这无疑是受到了老袁的影响，“我始终觉得人和人之间不能完全理解。”这是赵雨晴感到孤独，感到人生无意义的原因，“但老袁觉得人和人可以互相理解”。赵雨晴想要通过人类学寻找答案。

赵雨晴在美国圣母大学交换，这是一所天主教立校的“新常春藤”名校。她所就读的校园里，有一大片宗教成员的墓地。刚入校时，她的人类学导师路过那片墓地时，毫不避讳地告诉赵雨晴，说自己死后会埋在那片墓地里。导师的语气就像谈论天气时一样平静。

那之后，心情不好的时候，赵雨晴会到这片墓地发呆和思考，这里让她平静。她想到老袁讲“葬礼”那章所说的话：“生死是人类必经的重要节点，也是集体接受个体的重要门道。试想如果一个人死后需要将他运送到其他地方举行葬礼，那么此人将失去与其出生地的强关联”。她也渐渐理解了老袁上课说的那些话。看到学校的墓地时，还得出了新的结论，“没有墓地，就不能形成社群”。

“我感觉自己重活了一遍。”《理解死亡》这门课结课时，刘禛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 刘禛小组合影

如今刘禛在美国攻读环境健康方面的研究生。这四年来，她不断问自己，“我是谁”“我的本质是什么”“我要做什么”。这种追问中，她慢慢探索着自己的方向。最初因为不想再从事科研，她转专业去了南方科技大学唯一一个偏文科的专业——金融学。毕业前夕，她看清了自己的内心还是想要从事和自然环境、人类健康相关的工作，于是又到美国继续读书。

不同文化背景下，刘禛的价值观受到了冲击。美国人均医疗资源是国内的十倍左右，就医的过程让她感到“奢侈”。而正因为医疗资源充足，他们也有底气不做严格的疫情防控，面对疫情，他们更注重的是次生灾害。

老袁在课堂上说过的很多话也会时不时蹦出脑海。

“因为死亡，人生才有意义”，是刘禛印象最深的一句。“生命有限，所以人才需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价值。”经过了这些年的思考和实践，刘禛这样诠释。

当被问到对自己现在的状态是否满意时，刘禛回复，“人永远不可能对自己满意。”

“对比之前呢？”

“那我肯定在越变越好。”她笃定地回答。

四年前那个觉得人生虚无的女孩，终于理解了第一堂课上老袁所说的“如果人能永生，那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