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毓堃

编辑/漆菲

自今年年初以来，以色列社会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抗议示威活动，目标直指新一届政府力推的司法改革计划。随着民间抗议愈演愈烈，已酿成以色列自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尤其围绕国防部长约亚夫·加兰特的解职问题，更将这场抗议推向又一个高潮。

(相关资料图)

面对汹涌的民意和外部压力，总理内塔尼亚胡采取了将司法改革与防长解职“双暂停”的权宜之计。但司法改革“狂飙”之路为何难止，其间出现的巴以民间流血冲突是巧合还是必然，所有问题指向了以色列建国75年来最大的危机——国家身份困境。

以色列司法改革点燃该国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狂飙”的司法改革

内塔尼亚胡执意推行的司法改革，虽然引起地震般的反应，但并非毫无预兆。

早在去年大选前，内塔尼亚胡及其盟友便毫不掩饰其司法改革的目标，宗教锡安主义党领袖、后来出任财政部长的比撒列·斯莫特里奇更是发起司法全面改革计划。

当时，希伯来大学政治学者盖尔·塔尔希尔做出不甚乐观的判断称：此举不仅是为了帮助内塔尼亚胡躲避牢狱之灾，更是要削弱司法系统的职能，令被称为“国王毕比”的内塔尼亚胡成为以色列“唯一的统治者”，就像匈牙利的欧尔班一样。

去年12月21日，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右翼的政府”组建成功，包括六个右翼和极右翼政党。不久后，副总理兼司法部长亚里夫·莱文便宣布了司法改革计划，大致包括五个方面：法官任免、司法审查、议会否决权、政府部门法律顾问、司法审查行政决策的“合理性”问题。

2022年12月组建的新一届以色列政府。图源：以色列总统发言人办公室

在很多人看来，该法案一旦付诸实施，以色列政府将在事实上掌控最高法院的法官任免，而此前，最高法院几乎是该国宪政体制中唯一有能力制衡议会与政府决策的机构。

除了最高法院人员可能被政府操纵，其职权也将遭到限缩。以色列最高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司法审查权，但按照司法改革计划，未来最高法院无权审查具有宪法功能的13部基本法（以色列没有正式的成文宪法），包括高度敏感的《犹太民族国家法》《耶路撒冷法》《国家土地法》等。

即便是对普通立法的合法性审查，门槛也将大大提高——议会只需简单多数通过，便可推翻最高法院的合法性判决。本具有监督功能的政府部门法律顾问可由各部门任意任免，无需听从最高法院的建议。此外，最高法院还可能被禁止审查政府决策争议、参加听证会。

按照以色列当前“议会至上”的政治制度，司法改革计划的通过会大大削弱该国司法机构的制衡权力，右翼联盟主导的立法与行政权力将得到显著扩张。

按照以色列法律学者阿米亥·科恩的说法，以色列本就没有议会两院制、总统没有行政权力、没有联邦制政府、没有地方选举、没有地区性的超政府组织、不接受国际法院的权威。在不少民众眼中，该国唯一能保护民主、制衡政府的只有司法机构；一旦司法改革断其臂膀，内塔尼亚胡政府未来的施政便可毫无顾忌地“狂飙”。

正因如此，司法改革计划一经宣布，便被以色列舆论视为建国75年来“最颠覆性”的政治变革，甚至会“动摇国本、摧毁民主”。自1月7日起，以色列人开始走上街头，几乎每周都有抗议示威活动，规模动辄达到10万人以上。

除了示威、绝食外，抗议民众的激烈表达方式也导致与警方的流血冲突——截至4月5日，已造成至少11名抗议者和13名警察受伤，至少435人被捕。3月底内塔尼亚胡访问英国期间，甚至有人追到了唐宁街10号门外，高举以色列国旗、齐喊“让内塔尼亚胡进监狱，你不能代表以色列发声”。

2023年3月24日，英国首相苏纳克在唐宁街10号会见内塔尼亚胡。

民间的强烈反应，印证了以色列民主研究所此前的一项民调——55.6%的民众支持最高法院否决议会的改革法案，43%的以色列人认为司法改革计划“非常糟糕”，支持该改革计划的人仅有两成。

与街头“民主保卫战”同步发酵的，还有来自政坛甚至执政联盟内部的反对声。

首先反对司法改革计划的无疑是以色列主要反对党，包括前总理拉皮德领导的最大反对党未来党（世俗中间派）、中左翼的以色列工党、左翼梅雷兹党。内塔尼亚胡的另一个老对手甘茨、阿拉伯人政党和世俗右翼政党也站在反对阵线中。他们不仅支持抗议者的行动，还拒绝签署呼吁公众在独立日暂停抗议的联合声明。

以色列前总理、反对党领袖拉皮德。

国防部长加兰特的解职风波，更标志着执政联盟内部围绕司法改革争议的分裂，进一步深化了这场危机。

在内塔尼亚胡领导的第一大党利库德集团内部，反对者并非只有加兰特一人，但他是党内第一个公开表示反对的高官——他不仅呼吁政府暂缓这一计划的立法进程，更扬言持续加剧的社会裂痕“已渗透至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内部”。

司法改革是右翼利库德集团最近竞选活动的主要焦点，也是吸引和动员以色列人选票的关键机制。

军心不稳是任何国家和政府的大忌，国防部长和军方公然唱反调往往被视为政治动荡的先兆。加兰特此言一出，极右翼势力首先坐不住了：“犹太力量”党领导人、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强烈要求将加兰特解职，内塔尼亚胡则在3月26日宣布了这一决定。

据以色列政府负责公共关系的官员加莉特·阿特巴里安透露，内塔尼亚胡当时把加兰特叫到办公室，直接通知其被解职，原因是对他“已无信任可言”。

从左至右：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总理内塔尼亚胡、副总理兼司法部长莱文。

内塔尼亚胡将“扰乱军心”的加兰特逐出政府，本意是想确保政府内部不生变乱，没想到激起相反的效果。这种不说明理由，也未指定继任者的解职，引发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海法、贝尔谢巴等地的大规模抗议。以色列总工会发起涉及多个关键行业的全国大罢工，国际机场航班停飞，大学和商场关门。

拉皮德和甘茨发声明强调，国家安全不能成为政治游戏中的一张牌。以色列驻美国纽约总领事阿萨夫·扎米尔更在当日以辞职表示抗议。

作为当事人的加兰特反倒显得极有定力。他并未离开防长的岗位，还在推特上意有所指地发文称“国家安全过去是、今后也将是我一生的使命”。与此同时，以色列第12频道在3月27日的出口民调显示，63%的以色列人反对将加兰特解职，就连利库德集团的支持者中也有近六成支持他。

加兰特关于军心不稳的说法所言不虚，以色列基层士兵的确产生了事关切身利益的担忧。《以色列时报》分析，假如国际社会不再相信以色列的司法独立，他们服役期间所执行的军令、参与的军事行动，都可能导致自己遭到国际法院的起诉；数千名空军预备役军官和飞行员也以拒服预备役为威胁，反对司法改革，其中数百人已经故意缺席了相关训练。

显然，炒掉加兰特从各个方面来看都不是妙招：反对党（及部分执政联盟人士）认为此举破坏了以色列的军队稳定、不利于国家安全，在公众看来此举更意味着“史上最右翼政府”容不下任何反对声；就连最大盟友美国，也对这一人事变动表示“深切担忧”。

更重要的是，总理与防长之争，最终只会让内塔尼亚胡更加被动，置以色列于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中。

抗议司法改革的民众。

以色列陷入“身份困境”

国防部长解职风波爆发一周后，内塔尼亚胡与加兰特4月3日第一次同框亮相，参加在一个空军基地举行的逾越节前夕庆祝活动。二人并未谈及敏感的解职问题与司法改革，前者强调“让政治远离军事基地”，后者形容“敌人的子弹不长眼”，呼吁军队团结、共同维护国家安全。

同一天，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宣布，暂缓针对加兰特的解职行动，事实上此前他也从未发出正式的解职函。至于司法改革，党内多名部长级高官建议重新评估，以色列总统伊萨克·赫尔佐格罕见说出“为了以色列人民的团结，基于职责所在，我要求立刻停止这项立法程序”。最终，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中松口，同意暂缓一个月，直至议会下一个会期。

对于向来强势的内塔尼亚胡来说，亲手按下“双暂停”键可谓少有的挫败，也可见他面对的国内外压力有多大。如此处境也折射出以色列当前的复杂政情，以及从未得到解决的国家困境。

从个人利益和政治目标来说，内塔尼亚胡当然不想放弃司法改革。他在2019年11月被以色列检方以背信、受贿和欺诈三项罪名起诉，目前仍在开庭审理阶段，只是他本人因担任总理公职暂时得到豁免。司法改革如果达到右翼政府所预期的效果，能按照其意愿任命法官，“犯罪总理”脱罪指日可待。

而在施政层面，内塔尼亚胡早就对司法机构心生不满。用他的话说，过去的法官选拔委员会明显“左倾”，以致于只要右翼政府上台，就要对其让步、妥协，才能换来法官任免问题上的“共识”；而如果左翼政府上台，可无视右翼政党的反对，任命中意的法官。

此前最高法院不止一次否决过内塔尼亚胡的内阁部长任命人选、推翻过议会通过的法案，更成为他推行各项政策的绊脚石。在这位强硬的右翼领导人看来，要想在犹太人定居点扩建、涉巴勒斯坦问题乃至外交事务中大展拳脚，必须拿掉这块绊脚石。

司法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为以色列定居点扩张建立新机制，特别是在私人土地上。

然而，希望司法配合行政，并非要进行如此激烈的司法改革。内塔尼亚胡近期的决策与表态，体现出身不由己的一面。他最近在电视上公开发声时，曾用犹太教中所罗门王的审判故事类比自己当下的处境：所罗门王需要从两个互相争执的妇人中判断谁才是新生儿的真正母亲，他也需要在围绕司法改革两股截然相反的声音中做出自己的决断。

这一过程中，就像那位真正的母亲不希望孩子被所罗门王劈成两半，内塔尼亚胡也需要谨慎行事，“不能把国家劈成两半”。这一类比不仅道出内塔尼亚胡的困境，也是以色列的国家困境：司法改革争议放大的是日益对立和撕裂的以色列社会，争的是以色列国家身份的定义。

比内塔尼亚胡更支持司法改革的，是他去年大选所依靠的极右翼和宗教锡安主义政党。面对民间、政坛与国际社会的压力，内塔尼亚胡需要竭尽全力说服这些在内阁担任要职的盟友，换取他们对暂停司法改革的同意。

在内塔尼亚胡宣布暂停决定后没几天，以色列政府于4月2日批准成立了国民警卫队。本-格维尔在声明中表示，新组建的国民警卫队由1800人组成，隶属于国家安全部，职责是“应对紧急情况、民族主义犯罪、恐怖主义，加强主权”。按照以色列政府的另一项决定，政府将削减其他部门预算，用于资助国民警卫队。

外界认为，国民警卫队的成立是本-格维尔早已有之的想法，如今得以实现无疑是他与内塔尼亚胡“政治交易”的结果。以拉皮德为代表的反对党人士和以色列警方高官都表达了对这一决定的抨击，称国民警卫队是本-格维尔的“私人民兵组织”，而且会导致两大安全部门力量在同一地区执法冲突，人为制造混乱。

以色列警方用水炮驱散抗议群众。

一边是极右翼和宗教保守主义者的裹挟，另一边是利库德集团内部的离心力和不断流失的民意支持率，更不用说世俗左、中、右翼势力在这一问题上与内塔尼亚胡划清界限，也难怪内塔尼亚胡觉得自己比所罗门王还要难。

事实上，司法改革涉及的主要矛盾远不是巴以、阿以之争，或者“一国方案”与“两国方案”之争，更大程度上是犹太群体内部的国家身份之争，即到底是安全强大的犹太教民族国家，还是自由民主的世俗犹太民族国家。

例如，反对司法改革的抗议者煞有介事地指出，宗教锡安主义和极右翼势力如此无视世俗司法部门，目的是要加速实现“神权统治”。支持者却认为，法官在政治上越权，阻碍了民族主义政策的实施，不利于犹太民族国家的建构。

争斗背后的问题在于：谁能真正代表以色列的建国精神——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

内塔尼亚胡的支持者在议会大楼附近举行集会。

内塔尼亚胡和他的极右翼、宗教势力盟友们向来以锡安主义者自居，认为自己才是爱国的犹太民族主义者。讽刺的是，反司法改革的抗议示威现场也挂满以色列国旗，拉皮德们更是把自由主义、世俗主义作为锡安主义、爱国主义的内涵，给内塔尼亚胡扣上“反锡安主义”、威胁国家安全的帽子。

要说相似之处，那便是双方都对阿拉伯裔群体没什么好感。反政府抗议者指责警察对自己使用武力，却不在约旦河西岸扩建犹太人定居点的行动中采取“必要的武力”。除了少数左翼支持者呼吁和平行动，抗议群体内部时而出现冲突，比如犹太裔抗议者对举着巴勒斯坦国旗的阿拉伯裔抗议者进行人身攻击。

司法改革之争也好、民主保卫战也罢，归根结底指向的是1948年以来以色列并未充分解决的国家身份困境。刚经过四年五次大选，又迎来持续不息的全国性抗议，看起来这场博弈远未到结束的时候。（作者系中国翻译协会会员、国际政治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