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靖

编辑/漆菲

随着2023年总统和议会大选尘埃落定，土耳其新一届政府于6月初正式亮相。或许是为了展示第三个总统任期的“新气象”，总统埃尔多安将内阁“大换血”，共更换16名部长。今年恰逢土耳其共和国建国百年，他也多次承诺，将为土耳其下一个百年而努力，并誓言要打造“土耳其的世纪”。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巧合的是，埃尔多安自2014年起共三次当选土耳其总统，每次得票率都在52%左右。但自他执政以来，土耳其国内政治经济和外部地缘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土耳其人为何再次选择了埃尔多安？新内阁的任命有哪些讲究？下一个百年，土耳其共和国又将往何处去？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昝涛向《凤凰周刊》分享了他的见解。昝涛是国内少有的土耳其史学者，长期关注土耳其和中东的历史、现状，曾主要基于土耳其文史料写就专著《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并于2022年出版了聚焦于全球化下当代中东的专著《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

选举民意格局没发生根本变化

《凤凰周刊》：埃尔多安历经三次总统大选，得票率都在52%上下。但过去10年里，土耳其的国内形势和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变。为什么土耳其人再一次选择了他？

昝涛：提到埃尔多安几乎不变的支持率，我认为要考虑他的“基本盘”究竟是哪些人。

首先是他的铁杆支持者。从土耳其的政治光谱来看，人们通常将宗教情感比较强烈的群体称为“保守派”，他们受教育程度较低，以中下层民众为主，是埃尔多安和执政的正义发展党（下称“正发党”）福利政策的主要受惠者。这部分铁杆粉丝估计占到全体选民的30%左右。

从职业角度看，他的支持者中还有一部分中小企业者，往往做出口贸易。这个阶层的出现，要追溯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厄扎尔担任领导人时期，当时土耳其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进口替代型转为出口导向型。传统上，土耳其大企业多为国有，中小企业长期处在边缘位置。厄扎尔和后来的埃尔多安都倾向于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中小企业比较友好。加入全球化进程后，中小企业主作为土耳其一个新兴阶层涌现出来，他们在价值观念上也偏向保守，倾向于支持正发党和埃尔多安。

近年来，一些曾支持埃尔多安新自由主义政策、看好他开明倾向的自由派选民起了变化。他们觉得埃尔多安对国内的反对声音越来越不宽容，有集权的倾向，因此不再支持他。

但大多数土耳其人有爱慕强人的传统心理，埃尔多安正好符合人们心中的强人形象——他富有个人魅力，善于演讲和动员。过去几十年间，面对的来自国内外的挑战可谓此起彼伏。

无论是全球金融危机，还是后来的“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内战、东地中海油气开采争端等地区冲突，或是恐怖袭击、库尔德问题、2016年未遂政变等国内危机，埃尔多安一直态度坚决，在涉及国家利益的事务上从不让步。2022年俄乌冲突中，土耳其也没有跟随西方脚步制裁俄罗斯，反而积极加入斡旋。土耳其在巴以冲突中支持巴勒斯坦，在罗兴亚难民、巴尔干穆斯林等牵动穆斯林情感的议题上，也积极介入。这些都为埃尔多安吸引了不少民族主义选票。对美国、欧洲乃至北约，埃尔多安近年来的态度也十分强硬。

但他的强硬和所谓的“莽撞”并没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反而给土耳其的外交战略打开了空间，提高了土耳其人的信心和自豪感。因此，虽然土耳其近些年来发生了很多变化，对内和对外的不同民族主义阵营依然是埃尔多安的基本盘。

《凤凰周刊》：我们注意到，反对党联盟候选人克勒奇达尔奥卢在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后，也采取了激进的民粹主义叙事来拉票，比如承诺若胜选会立即将难民送回叙利亚。但他最终还是输了。你如何看待他落败的原因？土耳其选民真正的关注点是什么？

反对党联盟候选人克勒奇达尔奥卢。

昝涛：克勒奇达尔奥卢所属的共和人民党（CHP）作为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创立的老牌政党，建国以来推行一党独大主导下的激进世俗化改革，从今天来看有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些年来，共和人民党为了获得保守派的支持，改变了过去比较激进的世俗主义做法，实际上等于向中间靠拢，但收效甚微——毕竟模仿对手并不见得能比对手做得更好。

说到克勒奇达尔奥卢这个人，相比埃尔多安，首先他不是一个魅力型领导人，他背后的反对党阵营又是一个六党联盟，执政风格、路线都不太统一，可以说“团结不足、内斗有余”。

其次，他的选举策略出了问题。近些年土耳其经济形势不佳，民生和经济政策是公众普遍关注的话题，若要击败埃尔多安，克勒奇达尔奥卢应该系统性研究和攻击对手的经济政策，但他在第二轮投票前去和对手比拼“谁更民族主义”，这方面他本就不占优势。而本届大选的“造王者”、来自右翼ATA联盟的候选人奥安，最终也决定站在埃尔多安一边。

这次选举中，反对党联盟获得了近半数选票，但我认为这不算什么历史性成就。毕竟反对党联盟云集了六个政党，却在总统大选和议会大选中都失败了，这恰恰说明了他们没能获得多数选民的信任。

因此我认为，土耳其选举的民意格局没发生根本性变化。前一轮投票中，主要是民生问题在发挥作用。在第二轮投票中，主题回到了民族主义问题上，埃尔多安再次赢了。

2023年5月23日，伊斯坦布尔某一菜市场，一名妇女在兜售番茄。2022年土耳其通胀率超过80%。

新内阁走专业化、国际化路线

《凤凰周刊》：此次埃尔多安将内阁“大换血”，你如何评价新一届土耳其内阁？他还任命了有着正统经济学背景的希姆谢克担任财政部长，后者能否改变反传统的“埃尔多安经济学”？

昝涛：本届土耳其新内阁走的是专业化、国际化路线，许多成员都有海外背景。比如家庭和社会保障部的新任女部长郭克塔什出生于比利时，曾代表基督教民主党在比利时议会担任两届议员；新任情报部门负责人卡林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人文与比较哲学方面的博士，对伊斯兰教研究颇深，出版过许多学术专著；而新任央行行长、41岁的哈菲泽·盖伊·埃尔坎，则是一位有着丰富国际工作经历和突出专业背景的女性。

土耳其新任央行行长、41岁的哈菲泽·盖伊·埃尔坎。

我认为这是埃尔多安在执政风格上“求稳”的信号。未来他若不再通过修宪寻求连任，就不再有选举压力，在民族主义、经济等问题上可能会更加回归常规。此次他任命希姆谢克“回炉”担任财长就是一个例证。希姆谢克曾在国际金融机构工作多年，更重视体制化经济学专家的意见。当然，这些年来埃尔多安不是没任命过专业人士担任财长，但双方始终没能处理好关系。希姆谢克是否能在财政和金融政策上取得足够的话语权，目前还不好说。

土耳其经济困境的核心在于，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恢复速度整体慢于预期。土耳其和中国都是在疫情时代维持正增长的国家，它的实体经济不见得有很大问题，更多在于货币和金融。

未来想要解决经济困境，一方面要看新任财长、央行行长与总统的协调与磨合，另一方面要看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今夏土耳其将迎来疫情后的旅游高峰，旅游业是土耳其第二大产业，大量游客或将给经济带来强有力的支撑。另一方面，埃尔多安连任带来的政策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也有助于土耳其经济复苏。

《凤凰周刊》：土耳其将在今年迎来建国100周年，埃尔多安也在2022年公布了名为“土耳其世纪”的愿景文件，目标是无论在政治、经济、技术、军事还是外交中，土耳其都应进入世界前十的行列。你认为土耳其距离实现这个愿景还有多大差距？

昝涛：土耳其的雄心有着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基础。实际上，进入全球十大经济体的展望是埃尔多安在2011年左右提出来的。当年全球化进程处于高位，土耳其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一度突破两位数。按照当时的形势，土耳其的确有可能到建国百年时跻身世界前十大经济强国。

但土耳其经济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运气也不好。2011年起，“阿拉伯之春”让中东形势剧变，世界经济动荡，叠加疫情和俄乌冲突影响，土耳其GDP去年从全球第17名降至19名。

但政治、军事、外交方面，土耳其实力上升很快，影响力进入世界前十绰绰有余，只是这些指标很难被量化。北约诸多军事强国中，土耳其的陆军实力仅次于美国，排名第二；军工出口则从2002年的2.48亿美元上升到如今的44亿美元；埃尔多安在地区事务中合纵连横的能力，也可以说出类拔萃。

《凤凰周刊》：土耳其近年来有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出走的现象，大选后社交媒体上也有类似讨论，担心国内出现“人才外流”。但与此同时，地震灾区的民众依然高票支持埃尔多安。这两部分人好像不太能相互理解。埃尔多安胜选后曾呼吁“国家团结”，你认为他注意到这种分歧了吗？他又将如何弥合这样的分歧？

昝涛：我认为埃尔多安肯定了解这个问题。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更关心的主要还是能不能得到他所代表的那批人的支持，其他人对他来说不是最重要的。

但这种价值观的撕裂，也不会导致土耳其国家的分裂，相反它一直存在。土耳其建国以来，它的国家定位应该向东还是向西，是坚持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还是继续西化，一直是个“左右为难”的问题。这样的撕裂如今凸显出来，是因为埃尔多安总是赢，让很多人感到绝望，若是反对党势力有机会上台，后者的怨气就不会那么大了。

2019年，伊斯坦布尔一所宗教职业中学的学生参加毕业典礼。

埃尔多安执政二十年的前半期，土耳其经济腾飞、国家地位上升，人民生活水平的确有所提高。根据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论点，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复兴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重新肯定自己本民族原有的文化。土耳其便是如此。

何况，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有着不同层次，包括对内的、对外的，既有反对库尔德人自治或独立的土耳其民族主义，也有对西方持强硬立场的爱国主义。

近年来，愿意公开表达宗教信仰和民族价值观的人越来越多。一些受西方价值观影响较大的民众难以接受这样的变化。他们一直都用一种启蒙视角看待土耳其，总觉得老百姓还未被启蒙，“是被埃尔多安骗了”。持有如此观点的人，如何去跟保守派群众谈“弥合分歧”？

埃尔多安自己可能也会感到失望。他曾说，土耳其要培养“虔诚的一代人”，而这些年来，年轻人长大了、有投票权了，却依然没给他投票。总的来说，土耳其年轻人受西方思想影响较深，即使不是推崇西方化，也至少对上一代人的执政风格不太感冒。

延续“独立、多元、平衡”的外交风格

《凤凰周刊》：埃尔多安在任期间改变了过去土耳其“邻国零问题”的传统外交方针，而是采取激进的民族主义外交，军事介入叙利亚、利比亚、纳卡等地区冲突。有说法称，埃尔多安此次连任后会软化立场。他之前也公开表示，愿意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会面，你认为土叙关系有可能缓和吗？如何判断他未来在外交事务上的风格？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图源：AFP PHOTO _ HO _ SANA

昝涛：全世界当下的大环境，是在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叠加影响下，经济和能源格局不断调整和变化。如此动荡的年代，各国继续缠斗只会两败俱伤。一般地，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在外交上向宿敌主动示弱，但三年疫情淡化了很多紧张关系。因此近两三年中东各国开始和解，各自都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连沙特和伊朗这对宿敌都能和解，土耳其又有何不可以呢？对土耳其来说，改善与埃及、叙利亚和以色列等国的关系是有利的。就土叙关系而言，双方的核心议题包括居住在土耳其境内的数百万难民、伊德利卜问题、边境缓冲区的矛盾等。土耳其认为，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力量与国内的分离主义团体库尔德工人党有关，是需要军事打击的恐怖组织，这属于土耳其的核心国家利益，是双方不容易谈判的。埃尔多安这些年来一直在可控范围内塑造其“强人”人设，因此他的民族主义外交主张恐怕不太会出现大的改变，但基于国家利益的“软化”早在大选前就开始了。

《凤凰周刊》：此次大选期间，土美关系更趋紧张，埃尔多安和美国总统拜登有过数次隔空指责。未来埃尔多安是否会延续他此前对西方的外交政策？瑞典加入北约的事宜会加速吗？

昝涛：我认为选举期间的言辞都是不算数的。对埃尔多安来说，指责美西方，有利于他获得选民支持。例如他指责对手克勒奇达尔奥卢时，就喊话说：“你们要是选他，就选了一个美国人！”但这只是一种选举策略。

未来土耳其外交政策中对西方的部分不会有太大变化。埃尔多安对西方强硬，并不意味着要和西方决裂。欧盟与土耳其有关税同盟，也是后者第一大贸易伙伴，来自欧洲的技术、投资对土耳其来说非常需要。

土耳其也是北约重要的成员国。此前土耳其反对瑞典加入北约，理由是瑞典为“来自库尔德工人党的恐怖分子”提供庇护，以及纵容极右翼人士在土耳其驻瑞使馆前焚烧《古兰经》等反伊斯兰教行为。但另一方面，土耳其在频繁向瑞典喊话时，也借机向美国提出求购F-16战机。若美国能满足土耳其对于战机的需求，我认为土耳其也会在北约一事上让步。这算是埃尔多安务实主义外交的另一例证。

《凤凰周刊》：土耳其在乌克兰危机中的中立角色是否会改变？

昝涛：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不偏不倚，或者说保持中立角色，实际上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并非意识形态上的偏向。

有人认为，在俄乌冲突中，土俄关系走近，损害了国际资本对土耳其经济的信心，但这个问题要从土耳其的角度看。根据国际能源署数据，土耳其93%的石油和99%的天然气依赖进口，其中近半天然气来自俄罗斯。未来俄罗斯还要帮助土耳其建设核电站、在土建立能源枢纽，每年更有数百万俄罗斯游客来到土耳其旅游。尤当战事爆发以来，大量俄罗斯富人在土耳其置业，对土耳其来说是实际的好处。

俄乌冲突中，埃尔多安对俄罗斯“谴责但不制裁”的态度很有意思，谴责是出于国际道义，不参与西方制裁则是基于土耳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考量。埃尔多安和普京之间有紧密的元首外交往来，两国地缘关系过于接近，在能源、旅游、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俄土关系恶化，在历史上有过诸多教训。最近一次是2015年11月，当时土耳其在土叙边境击落俄罗斯战机，使两国关系一度陷入低谷，双方也因此知道，关系恶化对彼此没有好处。

土耳其充当调停者有其优势：它作为一个地区强国，和两国距离较近，和俄罗斯、美国与北约也都有紧密联系。若偏向任何一方，它就失去调停者的地位了。

《凤凰周刊》：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MF）日前发布报告，将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这六个国家称为“全球摇摆国家”，视之为西方、中俄两大“阵营”之外的新兴力量。报告认为，它们不仅寻求独立的发展与外交政策，不愿意选边站队，而且希望在国际体系中有更大话语权和影响力。你如何看待这种说法？它符合土耳其对自己未来的战略定位吗？

昝涛：首先，我认为西方、中俄两大“阵营”的划分就有问题。美国和欧洲之间虽然大体一致，但依然存在很多分歧，中俄两国也并未结盟。“全球摇摆国家”这种说法也非常地西方中心主义。“摇摆”意味在西方国家眼中，土耳其是一个不靠谱的盟友。如今土耳其已成为地区性强国，西方却依然保留冷战思维，没有习惯新的现实，一厢情愿地认为土耳其应该像过去一样“俯首帖耳”。

我认为，土耳其有独立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权利。它在外交事务上表现出“摇摆”，只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是一个主权国家的理性选择。

早在冷战结束前，土耳其国力远没有今天强大时，就开始谋求独立、多元、平衡的外交政策，积极发展和周边阿拉伯国家、巴尔干半岛以及高加索国家的关系，这一战略持续至今，不会因为一次选举而改变。如今土耳其的外交愿景，是成为连结黑海、地中海、高加索地区、巴尔干半岛，以及中东、北非地区的“枢纽国家”。它有着属于自己独立的、高瞻远瞩的目标，为什么一定要事事跟随欧洲、美国呢？我认为西方人所称的“摇摆”，才是土耳其应该有的样子。

2022年3月，雪中的伊斯坦布尔索菲亚大清真寺。

《凤凰周刊》：2010年中土关系上升为“战略合作级别”，两国关系有可能进一步提升吗？2010年两国定下的贸易目标——2015年达到500亿美元、2020年达到1000亿美元的指标，至今未能达到，你认为原因是什么？未来两国可以在哪些方面加强合作？

昝涛：我认为中土关系能否升级不太好说，但两国有着广泛的合作前景。对中国的海外投资和“一带一路”战略而言，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和国家体量都非常重要。土耳其现在有成为大国的诉求，敢于对美西方说“不”，埃尔多安就职后也积极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中土两国在斡旋俄乌冲突等国际事务、寻求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方面有一些合作空间。

正发党这次的竞选纲领明确指出，外交应该是多维度的，不止经贸往来和地缘政治。他们希望和中国在商贸、旅游、金融、科技、新能源、基础建设、通讯、打击毒品和走私等非传统外交领域开展合作，尤其是如今中国领先的新能源技术方面。

土耳其人也意识到，在未来不发生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经济发展还是要靠技术革新。而在数字时代，技术革新需要规模和市场，因此土耳其不会忽视中国。在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不同国家的技术标准存在互斥性，中国在寻求扩大市场和国际空间时，自然也不会忽视人口超过8000万的土耳其。

土耳其自主研发的电动汽车品牌TOGG。

说到中土之间的贸易额，尽管没能达到预期，但整体上也在不断增长。近年来有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开始研究赴土投资，正是看到了土耳其的诸多优势：它离欧洲、离能源出口中心较近，又是欧盟的关税同盟国，国内人口年轻，劳动力素质和国际化程度较高，法律法规也比较健全。

中土之间的贸易逆差和两国的经济结构、发展水平有关。过去两国的优势产业高度雷同，比如纺织业等。土耳其向中国出口较多的是矿产品，土从中国进口的主要为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和化工产品等。中国已经是土耳其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而在中国的贸易对象伙伴国里，土耳其是很靠后的。土耳其自然希望中国增加对土投资，以弥补贸易逆差。未来，我认为两国在制造业、交通、能源、电信、金融、旅游等领域可以增加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