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孟加拉银行家尤努斯创立了格莱珉银行,一家乡村银行,专注于向最穷苦的孟加拉人提供小额贷款,人们无需抵押无需担保,就可申请小额贷款。它被看做是真正解决农民贫困、实现农民富裕的重要模式。这一创举,让尤努斯在2006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23年后,在江苏盐城市,几乎出于同样的目的,政府进行了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试点,并打出了“农民自己的银行”的宣传标语。这一中国版的“穷人银行”广受农民欢迎,在盐城各乡镇遍地开花。走红的“盐城模式”,吸引了众多参观和学习者,并在全国多地推广。
让人没想到的是,仅仅9年过后,因部分合作社违背服务三农的初衷,挪用资金投资失败,引发储户挤兑潮,盐城一大波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倒闭。随之而来的巨额资金窟窿、农户上访等问题,让“盐城模式”从当地政府极力推动的香饽饽,变成了烫手山芋,进退两难。
借钱给穷人是一件美好的事,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就惠及了800万穷人。事实上,“穷人银行”模式也推广到世界各地,在美国、澳大利亚等40多个国家均取得较好发展。中国各方面条件都远远好于孟加拉,为什么穷人银行却会走向失败?
“穷人银行”困境:挤兑引发倒闭潮
因部分合作社挪用资金投资失败,引发挤兑倒闭风波,盐城多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关门歇业。11月15日,盐城南洋镇及亭湖区两家关停的合作社大门紧闭。
盐城的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在诞生之初,曾广受当地农民欢迎。它们打着“农民自己的银行”的口号,支付“高收益”利息,也受盐城市政府的多方面支持。一名村民回忆,他所存储的银联互助合作社和一般的商业银行无异,但支付的利息要高很多。当时商业银行存款年息约为3%,而银联合作社一开始给储户承诺的年息为6.48%,后来更是涨到10%、12%。
在此刺激下,当地农户纷纷放弃商业银行,将存款存入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中。当地一个小镇曾先后就有5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成立。据当地政府一份汇报材料显示,至事发前,银联合作社吸储高达7100多万,涉及储户3500多户。
互助合作社可不仅在盐城走红,它们化身为“盐城模式”,在多地得以推广,更被赞誉为中国版“穷人银行”。据江苏省农业产业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数据显示,到2014年,盐城全市已有138个资金互助合作社,吸收20多万户农民入社,吸纳社员股金和互助金24.08亿元,累计向38万农户(次)投放150亿元。
为什么能红极一时?
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红火的背后,其实是商业银行投向三农资金的减少,以及手续的繁琐。
近年来,商业银行追求最大效益,弃农现象比较明显,投向农村、农业的资金越来越少。
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出现,正好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它利用地缘、人缘的优势,吸收农村闲散资金,实行小额投放为主,农民贷款无需抵押、无需担保,存贷方便快捷,这极大地满足了农民生活、生产和创业的需求。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表面风光被各方看好的“穷人银行”,最终还是出了事。
按照盐城市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管理规定,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资金不能投向非农产业,只能投向本区域内的农业。但在实践中,这一中国版的“穷人银行”走偏,严重脱离了原本设计的为农民服务的轨道。由于违规投资非农产业失败,部分合作社资金无法回收,引发挤兑风波,留下数千万甚至上亿的资金“窟窿”。
随着盐东镇新洋合作社投资失败引发挤兑,成为第一家倒闭的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挤兑潮迅速蔓延。当地的瑞鑫合作社、东城合作社、东南合作社、环保产业园合作社、银联合作社等先后被波及,它们形如多米诺骨牌,在老百姓的疯狂挤兑中,一个接一个倒闭关门,留下一个个少则数千万、多则上亿的“大窟窿”。
几乎与之同时,在江苏连云港、南京等地,亦出现多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倒闭现象。连云港市灌南县4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1.1亿元存款被挪用、涉及2500多名储户,导致4家合作社无法正常兑现农民存款。
类似的新闻不断被见诸报端,公众对盐城模式的质疑达到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