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针指向11点，老父亲估摸着，儿子去领60万元拆迁款，该到家了。谁知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儿子的身影。直到傍晚，儿子开着一辆奥迪回来了--60万元换的。

团北京市海淀区委副书记尹鹤灵讲的这个故事不是段子，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故事中的“儿子”，正印证了大众心目中“拆二代”的形象。然而，近期团海淀区委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联合开展的调查显示，“拆二代”可能有着“另一副面孔”。

一个负面形象就能“黑一片”

在网上可以搜索到“拆二代”的定义:“‘拆二代’是相对‘官二代’‘富二代’而提出来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多数是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城市近郊的人。他们继承了父辈留下的房产，在城市扩建的时候，由于拆迁补偿而突然一夜之间暴富，从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并且强调，“目前来看，这个群体发生的问题越来越多，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社会现象。”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不断推进，无数村庄变成社区，农民变成居民。这些从农村社区转化而来的城市社区，可以称作“新发展社区”。生活在此的年轻人，也可以称为“新发展社区青年”。近年来，这一群体因各种负面报道备受关注，并被冠以“拆二代”的头衔。

对此，刚刚经历了拆迁的小孟有点“无奈”。“其实拆迁整个过程对我都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只是搬个家而已。”他说，“好的影响需要慢慢培养，可是一个负面形象出来，就整个‘黑’一片。”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继续进行，日益庞大的新发展社区青年群体，作为一个“新兴青年群体”，引起了团海淀区委的关注，“新发展社区青年和传统意义上共青团组织关注的弱势青年群体不同，他们不会出现经济上的绝对困难，但他们的真实情况亟待了解。”

为了掌握新发展社区青年群体的状况，并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团海淀区委联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开展了一次新发展社区青年群体研究。

研究在因“蚁族”报道而为人所熟知的海淀区西北旺镇展开(主要是唐家岭村和土井村)。课题组对354名青年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22名青年进行了深入访谈。结果显示，新发展社区青年在经济适应方面呈现“普遍适应，少数困难，个别极端”的特征，在社会适应方面“普遍不佳”，同时，青年的个人发展需要支持。

少数人有“自己干”的冲动和底气

拆迁之后，小黎“没什么富二代的感觉”。他今年24岁，刚刚毕业半年，在首都机场工作。“拆迁以前也感觉老缺钱，现在好像没什么变化，我一直觉得挺缺钱的。”小黎说，虽然拆迁前后家里的经济条件变化挺明显，但钱都在父母手里。除了装修新房，把即将报废的车换掉，生活并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作了，钱要靠自己挣。”他说。

在调查中，课题组发现，许多“拆二代”并未像媒体报道的那样“一夜暴富”，有些人的收入反而降低。拆迁前，许多家庭会把富余的房子租出去，每个月能得到一笔稳定的房租收入。拆迁后房子变成了钱，装修、换车就花得所剩无几，每个月的收入反倒少了。

小陈就是其中之一。年过而立，小陈开始担负起家庭的重任。而拆迁带来许多诸如停车费、物业费等新的花销，让他始料未及。“拆迁之前我从来没担心过经济来源，但是拆迁之后我真的担心，发愁我们这一家子怎么过。”他说，“以前要说换个手机就换了，现在想换手机都得列入规划。”

调查显示，拆迁前后，79.9%的青年消费水平保持稳定，消费水平降低的占3.5%，消费水平提高的占16.6%。部分青年的确因为拆迁带来收入，出现消费水平有所提升的现象，但大部分都在合理范围之内。在被问及“希望社区青年汇组织什么类型的活动”时，18%受访者表示希望参加投资理财讲座之类的活动。

小黎感受最明显的，就是自己有了“裸辞”的底气。“比如这工作我干不下去了，和家里商量商量，拿一部分钱我自己做点什么，原来没拆迁我肯定不敢想。”

在此前的报道中，“游手好闲”也是“拆二代”的一个显著特征。调查发现，的确有部分青年在拆迁后选择放弃就业，但其中更多是因为生育子女等家庭原因，并非因为“拆迁后有钱了”。

因为父母身体越来越不好，没有人能照顾孩子，小孟和妻子商量后，决定从外企辞职，“退居二线”。“家里基本都靠妻子打拼，拆迁款存在银行，基本不动，将来有一些不可预测的疾病或者意外再用这个钱。”小孟也听说小区里有的青年拿到100万元拆迁款短短几个月就“花没了”，但这只是极个别的案例。

不良行为发生率极低

有时候，小黎挺怀念以前住平房的日子。“那时候邻里关系特好，大家老坐在路边、胡同边聊天，出去上个厕所就跟人家聊会儿。”他说，“现在住楼房，都是自己过自己的了。有些邻居都找不到了。”

小黎有位好朋友，拆迁以后住得并不远，可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更多的朋友，已经“不知道漂哪儿去了”。

调查显示，青年和朋友平均每周相处的时间，从拆迁前的13.45小时，降低到9.84小时。和朋友联系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拆迁后居住距离增加，导致联系困难。在和老街坊的交往变得困难的同时，和新邻居的关系建立也因为缺乏机会、生活习惯不同、交流沟通方式不同等原因，成为一件难事。“也有人根本看不起我们，说我们是拆迁的，是农村的。这些话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伤害，关系肯定会有一些嫌隙。”小孟说。

在拆迁带来的变化里，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拆二代”的种种“恶劣行径”。然而，调查表明，在受拆迁影响的新发展社区青年中，不良行为发生比例极低。其中“抽烟喝酒”发生比例最高，表示“经常发生”和“偶尔发生”的合计占25%，而经常出入娱乐场所、赌博、药物滥用的青年，分别只占0.9%、0.9%和0.1%。并且，其中许多并不是因为拆迁才开始的。

调查发现，青年对社区发展变化的适应随着时间变化，从不适应到适应的关键时间大概在两年左右。为了更好地帮助新发展社区青年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社区青年汇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在青年的旧有社会关系受到负面影响、新的社会关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社区以及青年汇提供的服务，可以促进青年发展新的社会关系。

调查显示，26.9%的调查对象没有参加过团组织举办的活动，56.9%偶尔参加，经常参加的占16.2%。

作为课题成果，由团海淀区委书记米佳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周晓春博士主编的《新发展社区青年群体研究》日前正式出版，其中提出几点建议:第一，针对新发展社区青年应采取系统的、动态的、发展性的新视角来看待。第二，针对青年社会资产不足的状态，应采取资本为本的社区发展服务策略。第三，可以采用个人发展计划、历奇为本辅导(注:即在辅导人员带领下，让青少年在没有经历过的情境中完成新奇、惊险的任务)等创新服务手法服务新发展社区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