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交易额迎来井喷，大体量交易案例集中涌现，并购标的更多的是高端制造和IT等高科技行业，并购目的地主要集中于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市场。不过，继美国和澳大利亚加强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审查后，国内企业跨境并购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地——德国，也开始加强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审查。而且，伴随着企业跨境并购遭遇的政府审查风险加大，交易协议中写入反向分手费条款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若安排不当，也暗藏较大风险。业内人士指出，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已经进入深水区，必须更加谨慎应对。

　　境外审查趋紧

　　10月27日晚，德国联邦经济部确认，将进一步深入调查中资企业对德国照明企业欧司朗(OSRAM)旗下灯具业务品牌朗德万斯(LEDVANCE)的收购案。3个月前，以战略投资者IDG资本牵头，包括上市公司木林森及义乌国有资本运营中心等普通合伙人组成的中国财团宣布，将以4亿欧元收购朗德万斯。

　　10月24日，德国芯片设备制造商爱思强(Aixtron)宣布，德国联邦经济部已于10月21日撤回了今年9月8日授予中国福建宏芯基金(FGC)收购该公司的批准令，将对这项交易重启评估。5月23日，FGC对爱思强发起收购要约，拟以每股6欧元收购爱思强，收购总金额约为6.7亿欧元，比过去三个月加权平均股价溢价50.7%。

　　业内人士指出，两起即将完成的并购交易突然遭到德国联邦经济部的干预，意味着德国开始加强对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审查。实际上，今年美的集团在要约收购德国机器人公司库卡集团的过程中也曾遭到德国和欧盟方面的阻力，该交易案还在推进当中。

　　中国企业另一大跨境并购目的地的澳大利亚也开始加强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政府审查。两个月前，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了中国国家电网和长江基建对“澳大利亚电网”(Ausgrid)的投资申请。新南威尔士州政府10月20日决定以208亿澳元的价格，将Ausgrid的50.4%股份出售给本国企业IFM Investors和AustralianSuper，这一交易价格比此前中国公司的251亿澳元出价低43亿澳元。

　　政府审查一直是中国企业在跨境并购过程中遇到的一大阻力。其中，在美国市场进行的跨境并购，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核通常起着关键作用。自2004年联想集团收购IBM受CFIUS审查以来，CFIUS越来越频繁地进入中国公众视野。中石油、华为、三一重工等企业在美国的跨境并购因为未通过CFIUS的审查先后终止。今年以来，CFIUS更是频频成为国内企业跨境并购的拦路虎，紫光股份收购西部数据、金沙江创投收购飞利浦旗下照明业务等交易均因此而夭折。

　　据伦敦投资银行Grisons Peak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由于美国、澳大利亚等地收紧了对外资的审查，自去年7月至今，中国买家已放弃11项大型收购，受阻交易总价值389亿美元，相当于过去16个月宣布的所有交易的14%。

　　“国内企业在美国的跨境并购，受到来自CFIUS的审查已习以为常，真正让人担忧的是在澳大利亚和德国的跨境并购也开始遭到政府方面的审查，这在以往较为少见。不排除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形成骨牌效应，引发更多政府方面的境外审查。”北京一大型券商投行部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跨境并购井喷

　　“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入和消费升级加剧，今年企业跨境并购达到历史高峰。国内企业参与全球产业整合的实力和意愿都在加强，大体量、蛇吞象式的跨境并购案例不断涌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并购标的所在地人士的担忧。”上述投行人士表示。

　　今年以来，国内企业跨境并购迎来井喷。国际金融数据提供商Dealogic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前三季度，在全球跨境并购中，中国企业收购多多，已公告的并购金额达到1739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1032亿美元相比增长68%。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9月，中国企业共实施跨境并购项目521个，实际交易金额674.4亿美元，已经超过2015年全年的544.4亿美元并购金额。

　　同时，大体量的跨境并购交易案例集中涌现，包括美的集团宣布以45亿美元收购库卡86.5%股份，海航集团以65亿美元收购希尔顿集团25%股份，海尔以54亿美元收购通用电气家电业务，渤海金控斥资99.95亿美元收购C2 Aviation Capital Inc.100%股权等。其中，中国化工集团斥资430亿美元收购全球农化巨头先正达，成为迄今为止国内企业规模最大的跨境并购案例。

　　企业跨境并购标的正从相对单一的大宗商品向酒店、旅游、高端制造业、IT等多元化标的转移，特别是在高端制造业和IT等高科技领域，并购标的所在地的监管部门因种种原因将国内企业拒之门外的情况不断出现。以紫光股份为例，今年2月24日，公司公告称，收到CFIUS的书面通知，公司收购西部数据的交易需要履行CFIUS的审查程序。根据相关约定，若此次交易未能获得不需该投资委员会进行审查的决定，双方均有权单方终止《股份认购协议》。鉴于以上情况，同时基于审慎性考虑，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交易。

　　今年2月16日，美国仙童半导体拒绝了两家中国买家华润微电子和华创投资的高价收购，理由也是担心美国监管当局会出于安全考虑阻止该交易。金沙江创投收购飞利浦旗下照明业务、中国财团收购朗德万斯、福建宏芯基金收购爱思强等受阻于境外政府审查，均是因为并购标的涉及高科技行业。

　　业内人士表示，跨境并购目的地过于集中，也容易被境外监管机构“盯上”。当前，国内企业跨境并购目的地越来越多地向欧洲市场倾斜，特别是德国。据商务部统计，2016年第二季度，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总额中的70%投向了制造业，德国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目的地，占到中资海外并购总额的11%。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驻华代表Jonathan Schoo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2016年上半年，中国投资者对德国企业的收购数量达到37宗，而去年全年仅为39宗。2015年，中国企业在德国已知的并购投资数量为5.26亿欧元。今年上半年该数字已逾107亿欧元，超过过去10年中国企业在德国的投资总和。

　　“反向分手费”频现

　　随着跨境并购风险加大，交易过程中采用反向分手费条款越来越普遍。

　　业内人士指出，一旦涉及多个司法辖区的重大并购，反垄断和国家安全审查可能成为影响交易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为了寻求交易的相对可靠性，并购交易双方通常会约定一系列保护条款，如做出分手费和反向分手费安排等，以对冲出现政府审查不批准、买方股东大会不通过、买方未能获得融资等情况导致的交易流产风险。

　　分手费和反向分手费安排在国内企业的跨境并购交易中越来越常见。在中国化工430亿美元收购先正达公司的巨型交易中，中国化工承诺，在反垄断审批未获通过而导致交易终止，将向先正达公司支付30亿美元的反向分手费；先正达公司在获取更优报价等情况下，终止和中国化工交易，需向中国化工支付15亿美元(后来在瑞士证券交易监管机构要求下，中国化工同意减为8.48亿美元)分手费。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内企业跨境并购过程中所面临的境外政府审查风险越来越大，在交易过程中，标的企业越来越频繁地要求反向分手费与外商投资审批以及国家安全审批挂钩。

　　跨境并购法律专家张伟华指出，在是否接受外商投资审批/国家安全审批和反向分手费支付相挂钩的问题上，中国企业的做法并不一致。中国化工并购先正达，海尔并购通用电气家电业务等，不接受外商投资审批/国家安全审批与反向分手费挂钩；海航并购英迈等则愿意接受外商投资审批/国家安全审批与反向分手费挂钩。需要指出的是，外商投资审批/国家安全审批与反向分手费支付相挂钩并不是行业惯例，中国企业应当谨慎面对这样的安排。

　　以海航集团收购英迈为例，今年2月19日，海航集团旗下上市公司天海投资公告称，与全球最大的IT分销商——美国英迈签署了交易总额达60亿美元的并购协议，以每股38.9美元全现金方式收购后者100%股权。在分手费和反向分手费方面，双方约定，英迈如果和更高报价方达成交易，赔偿天海投资1.2亿美元；海航集团承担所有政府审批风险(包括CFIUS审批)，如果未能获得审批或者未能接受政府的审批条件，海航集团将赔偿英迈4亿美元。

　　事实上，在跨境并购谈判中，中国企业也开始采用政府审查与分手费绑定的手段，将此类风险转移给交易对方。在艾派克联手私募股权基金太盟亚洲资本收购打印机制造商利盟国际的谈判中，双方约定，如果该交易未能通过中国相关机构的审批，收购方必须支付1.5亿美元的反向分手费。如果美国监管机构否决了这宗交易，卖方需支付9500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