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三个国资“过来人”谈改革：政企分开仍是重要任务

　　在11月4日~5日深圳举行的大梅沙论坛上，李荣融、陈清泰、周放生这三个原国资系统官员聚首话改革，政企分开是他们谈论的最多话题。

　　李荣融称政企分开仍是国企改革首要任务

　　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在大梅沙论坛上回顾了国企改革的历史。

　　他回忆，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最早有系统的安排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会议，并提出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随后，出现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放权、让利等。1993年，更是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李荣融在现场表示：“现在我要说的是，应该要把政企分开放在第一位，政企不分绝对搞不好（国企）。审批的人不负责任，从项目建议书到开工报告一共8年，8年批一个项目，你说哪个企业的项目还能赚钱？”

　　李荣融

　　从《企业法》回到《公司法》

　　那么，新时期如何加快政企分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在大梅沙论坛上说，要让国企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

　　陈清泰介绍，传统国有资产的实现形式就是实物形态的国有企业，1987年国家出台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下称“企业法”），以此来规范国有企业。1993年颁布了《公司法》，它为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向公司制转型创造了条件。

　　至此，国有资产实际上出现了两种实现形式，一种就是实物形态的企业，另外是一种价值形态的资本。相对应的是，政府有两种管理方式，一种是管企业，另一种就是管资本。

　　陈清泰

　　陈清泰进一步介绍，《企业法》产生于计划商品经济的时期。按照《企业法》的规定，企业所运作的是国家授予其经营的国有资产，本质上企业没有自身的资产，首要的任务是完成国家的指令型计划，政府在企业之外管企业的人和事，对企业进行监督，因此政企不分，所有权经营不分。

　　而《公司法》是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制度，包括3个要点：一是公司拥有法人财产权，是独立的法人实体；二是实行有限责任制度；三是治理结构是由法律规范的，公司的独立地位是法律保障的，公司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不是政府下放的。

　　“长期困扰我国国企的政资分开、政企分开、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等，在《公司法》的范畴都是不存在的，” 陈清泰说：“目前顶层的国有企业（母公司）仍然按照《企业法》进行调解，但是随着经济体制转型，政府管企业的体制受到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陈清泰说：“为了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政府不知下发了多少文件，出台了多少政策，一方面想尽一切办法向企业放权，另一方面想尽一切办法强化对企业的监管。为了改变政企不分，政府也曾试图在《企业法》管企业的体制框架内找到一种管而不死、放而不乱的度，但是多次的尝试并不成功。”

　　在陈清泰看来，政企不分、所有权经营权不分等体制性问题几十年得不到解决，是因为政策性调整不能替代体制性改革。

　　陈清泰说：“《企业法》规定的就是政府管企业，就是政企不分。《公司法》的主张则是公司的独立地位由自我治理来实现。政府要摆脱管企业的纠结，就要落实以管资本为主，加快顶层国有企业的整体改制，从《企业法》变回到《公司法》。”

　　陈清泰认为，向管资本为主转型不是立即可以实现的，需要创造必要的条件。“比如资本作为管理对象在哪里？需要从顶层国有企业转制而来，将顶层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制，使国家投入公司的净资产转化为资本，即股权。”

　　分开后可以鼓励国企用好激励

　　那么，若是自我治理的话，国有企业要如何摆脱目前经营困难的局面？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在大梅沙论坛上表示，这两年自己一直在企业跑，尤其是东三省，跑了很多企业，发现现在的普遍做法是做减法，即降工资、减员、下岗，但是这些措施不仅未解决问题，甚至出现恶性循环，企业越来越困难。

　　他建议，做加法，搞对激励，改革脱困，调动人的积极性，让员工好好干活。

　　如何激励？他以民营企业为例，目前有2万多家民营企业通过利润共享，使广大民营企业的员工好好干活，与老板“同创共享”企业的价值、利润，成为企业的主人。

　　周放生

　　那么，国企可不可以实现利润共享？

　　周放生表示，国务院国资委2008年发了一个139号文《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文件中明确规定，符合条件的，也可获得企业利润奖励。“这个文件是（李）荣融主任在时签发的，我认为仍然是有效的文件，是很好的文件。利润奖励就是利润共享，完全符合中央提出的共享的理念。研究国企利润共享有法可依。”

　　周放生认为，利润共享在竞争性行业的国企易于操作，没有门槛，不涉及改制，不涉及产权、不涉及国有资产流失，不涉及员工下岗，不涉及比较复杂、比较严格规范操作的事情。

　　”尤其是在亏损企业，可能更易于操作，已经这样了，你还不改革什么时候能解决问题？我认为只要能解决问题就应该允许试、鼓励试”，周放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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