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在产业政策上 的内在悖论

　　记者 卓勇良

　　[ 除却市场失灵的外部性领域，在具体产业发展和具体要素配置方面，“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两者只能有其一，而不可能共存 ]

　　关于产业政策，学界和实际部门通常早已不再奉为圭臬。早年就听浙江慈溪农民说，凡有线广播里政府提倡种的东西，都是赚不到钱的。林毅夫教授一边认为“许多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一边又认为产业政策不可或缺，似乎存在着一些似是而非的矛盾。

　　20多年前曾反复阅读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这是对我有过重大影响的经济学启蒙文章之一。这两天又重新翻看这篇画满杠杠的文章，非常亲切。林毅夫文中说“制度市场中不同的制度会发生竞争”，“国家发挥作用的目的就是把它的福利或效用最大化”。至今仍怀念这段读书经历，充满了对林毅夫教授的敬意。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今天的客观分析。

　　林毅夫产业政策的“二律背反”悖论

　　林毅夫教授的“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是一个典型的如康德所言的“二律背反”命题。

　　单独来看其中的任何一个概念，应该均是成立的。“有效的市场”正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市场对于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所努力追求的总体目标；“有为的政府”也是从计划走向市场，从传统走向现代，积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所要实现的一个目标。这些单个的概念，由于都是依据普遍承认的原则，当然均应成立，均不违反基本的理性规则。但如果把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就将形成公认的矛盾冲突，形成一个鲜明的、典型的悖论。

　　既然存在着一个“有效的市场”，那就意味着市场能有效解决要素配置问题，符合人们关于较少投入取得较大产出的意图。因此，除了市场不能解决，即市场失灵的外部性问题外，在竞争性领域就不再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这里的所谓“有为”，是指其具体产业发展、具体要素配置上的“有为”，并不是指货币财政政策运用、市场监管等。如果一定要有这么一个“有为的政府”，那就只会添乱，只会降低要素配置效率。所以在一个“有效市场”的语境和状况下，在竞争性领域的特定要素配置上，应该说，并不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的介入。

　　既然存在着一个“有为的政府”，且如果这个政府仅局限于外部性方面的作为，当然是符合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要求，无可非议，没什么问题。然而，如果这个“有为的政府”必须把手伸到竞争性领域的要素配置，针对特定要素才是表明其是“有为”；而且，这个市场只有存在在这个“有为的政府”下，才是有效的。那在这两者之下，就表明这个市场是欠缺的、低效率的，也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有效的市场”。

　　所以除却市场失灵的外部性领域，在具体产业发展和具体要素配置方面，“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两者只能有其一，而不可能共存。

　　政府产业意志并不一定体现为产业政策

　　政府在产业方面有自己的愿望，有自己的意志，这很正常。尤其是后发国家，鉴于先行国家和地区的大量成功经验，能够较清晰地知道应该先发展什么，后发展什么，以及暂时不发展什么。但如果觉得政府以此就可以科学地运用产业政策了，那就错了。

　　如中国各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普遍实行重工业优先的产业政策，就是不适合的。像浙江这样当时工业化水平极其低下的地区，也要建设重工业优先的所谓工业体系，以致浙江自1953至1978年的GDP增长，比全国大致慢1至2个百分点。

　　当然，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政府提出了发展轻纺的产业政策，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至少就浙江而言是如此。但这是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短缺经济下的一种成功，应该说并不是常态，而且一旦环境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发生变化，这种产业政策就应该及时撤出。10余年前，浙江一位县委书记反驳我当地经济应加快向非纺产业转移的观点，事实证明是缺乏远见的。浙江多地正是没有及时调整这种产业结构，以致出现了所谓产业结构“三十年如一日”的状况。

　　而且在事实上，政府所谓的产业政策的手是比较难停下来的。如1985年，中央“七五建议”指出“坚决把建设重点切实转到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上来”，这应该也是一种导向性的产业政策。然而30年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这种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路子，显然走不通，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而且，即使政府的产业政策是正确的，还有一个执行上的风险问题。在林毅夫的演讲中，出现了甄别、针对、优先等主观性很强的字眼。人性是最不确定性的因素，在当前中国的环境下，任何需要具体个人执行的政府政策，都会由于官员的个人意志和行为偏差而出现较大问题。

　　如林毅夫所说，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政府应该“优先帮助能对经济持续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产业”。这里至少有三个关键词，一个是“优先”，一个是“持续发展”，另一个是“最大贡献”。谁来认定什么应该“优先”？这个“持续发展”时间到底有多长？何时结束？如果眼下是“最大贡献”，往后也一定是“最大贡献”吗？委内瑞拉石油产业及其国民经济的当下遭遇，很清楚地显示了林氏“优先”说法的谬误。

　　政府的产业发展愿望和意志，应该体现在提高现代治理水平上，中国传统文化把此称为“工夫在诗外”。这就是说，我们要达到某种具体的目标，并不能就事论事地展开工作，而应本原地、系统地、扎扎实实地来做好各项工作。因为人类社会和大自然一样，都是一个有机体系，牵一发动全局，只要有一个环节出错，就可能全盘皆输，张维迎教授对此有一段很好的说法。

　　所以政府欲实现其产业愿望和意志，就必须从最基本的全面工作做起，而不是从最容易制定的产业政策入手。

　　我自己经历的案例也很说明问题。我和我的团队连续10余年帮助湖州市吴兴区编制了四个五年规划，但最近这个区冒出来的美妆特色小镇，是我们编制前3个规划时根本没有提及的。原因是2003年一位乐清商人，在当地一个小镇创办了一家化妆品厂，而这家企业突然发展到40多亿元销售的规模，于是带动了整个小镇的美妆产业发展。另外，这个区多年前以近千亩土地、抱着很大希望引进的一个重型装备企业制造项目，至今仍没多大进展，甚至出现了把圈来的土地承包给当地农民养鱼的荒唐事。

　　由此得到的启示是，一是特定产业发展，至少在地方政府层面，并不是被规划出来的；二是某一特定产业并不是政府主观意志所能左右的，很大程度取决于宏观经济形势等多种因素；三是一个地方甚至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完全有可能突然之间“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关键是当地的投资环境及其主观努力，或者说是“天时、地利、人和”三大要素。

　　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应由政府激励吗

　　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比较奇怪的论调。按林毅夫教授的说法，政府需要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一定的激励，企业家才会有积极性去冒这个风险。发达国家用专利，而后发国家不能用专利，于是就必须用产业政策激励。

　　首先的一个问题，专利并不是针对特定产业、特定企业和特定个人，而是普遍地针对所有原创性的产业、企业和个人，即使落后淘汰产业也可以申请并获取专利，因此专利并不属于政府产业政策范畴。

　　其次的问题是，政府给予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以必要的激励，即使是有必要，也不应针对特定的产业、企业和个人，而应给予所有具有高度先进性或原创性的企业和个人，亦即应该是全产业、无区别的。当然，实际工作中，地方政府确有针对特定产业的激励政策，而这多半是框架性的、有弹性的、而且事实证明，这种产业政策实施的效果不一定好。我在企业调研，经常听到这方面的抱怨。而且，往往会出现一些企业为了取得数百万元激励，而要支付相当成本费用的状况。

　　第三个问题是从浙江情况看，市场自会激励企业家。无论是马云、宗庆后、鲁冠球、宋卫平，包括浙江快递的“桐庐帮”，都是受到市场激励才有今天，当然不排除政府在必要的时候帮了他们一把。如宗庆后当年就是在杭州市政府的帮助下，兼并了国有的罐头厂。但政府对所有这样的企业，都具有去帮一把的义务和责任，并不应针对特定的某些企业。只不过是这些特定企业在特定时间、特定场合遇到了特定困难，政府才去帮他们一把。而在另一方面，出现这种情况，也表明了市场机制不完善。因此，所谓政府帮一把，是转型期特定状况，并非常态。

　　这里比较典型的是浙江快递业“桐庐帮”的遭遇。浙江“四通一达”刚起步的时候，遭遇了中国邮政的严厉打压，邮政执法人员像猫抓老鼠一样对待他们。然而市场需要他们，“四通一达”也在市场盈利的激励下，有足够勇气去吃螃蟹，他们在短期内快速发展起来。

　　再一个问题是，林毅夫认为如没有政府激励，就存在着因被挖人等原因而受到影响，导致“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蒙受损失”。

　　如果真的是这样，至少说明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并不完全成功。一是对员工缺少情感上的吸引力，这至少不是马云的节奏；二是不能给予员工一份有吸引力的薪水，这表明企业至少存在一些问题；三是产品太简单，别人很轻易就能模仿。

　　至于上述第三者，实际也是今天浙江成功的一个原因。即由于大量普遍的模仿，形成了特定企业和个人对于整个产业的巨大贡献，由此形成一种产业扩散效应。在温州柳市镇，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低压电器的大量气息，几乎人人都知道低压电器的故事细节，浙江著名的“块状经济”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林教授还认为，新产业所需的资本规模和风险也通常会比原有的产业大，这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个人觉得，林教授至少是太小看浙江企业家了。浙江的化纤行业大致占全国三分之一的份额，可以说在国内最早大规模地使用了全球领先的熔体直纺等新技术，目前全球最大、最强的化纤企业有多家集中于浙江。而浙江化纤技术的开发和大规模应用，以及浙江化纤产业的超常规集聚发展，完全是企业自主行为，应该说并没有得到政府资助，甚至是在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限制下进行的。

　　（作者系浙江省信息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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