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量化标准是：中产阶层成员的收入在各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平均值与平均值的2.5倍之间，即从全国层面看，2013年劳动者个人年收入在6万至15万元或家庭收入在8.5万至22.5万元，家庭人均住房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及以上且另有一定数量金融资产者，就可以认为进入了中产阶层;而按照以上定义，苏海南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并参考一些研究机构对居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测算得出：目前我国中等收入劳动者有1.6亿多，约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7.7亿的20%;加上其赡养人口合计约为2.4亿人以上，约占全国人口总数13.67亿的18%。当然，今年已经进入2016年，上述收入和财产标准区间也应适当提高，中产阶层人数和比重也可能会有所变化。

中产收入陷阱远比中等收入陷阱可怕？

当今中国，大家谈论比较多的是“中等收入陷阱”，即一个国家人均GDP始终徘徊在4000～12000美元区间而不能增长到12000美元之上，从而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当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挑战还没有厘清，“中产收入陷阱”这一新概念又“横空出世”。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日前他撰写的《中产收入陷阱远比中等收入陷阱可怕》一文，引发广泛关注。

李稻葵认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大概率事件，但能否避免“中产收入陷阱”值得警惕，中产收入陷阱远比中等收入陷阱可怕。他甚至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中产收入陷阱”的端倪。

比如，“最近以来，我孩子的一些同学的家长在忙着办移民，他们担忧的是孩子们不能适应中国高度竞争的中小学教育;我周边的不少朋友，由于担心空气质量对子女健康的影响，也选择了出走;还有一部分家庭，担心未来难以支付高额的医疗、养老费用，决定移民到澳大利亚等公共卫生体系比较健全的国家。即便那些还没考虑移民的中产朋友，碰到我经常问的问题也是：人民币会不会长期贬值，家庭资产如何转移到国外。凡此种种现象，无非集中反映了中产阶层的焦虑。”

在李稻葵看来，中产收入阶层的焦虑，来自高税负下对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忧虑，来自不断攀高的房价和教育、医疗、养老的高成本。更为严重的，“中产收入陷阱”会导致国家丧失社会政治发展的稳定器，导致国家迟迟不能迈入成熟稳定的社会政治发展阶段。

如果李稻葵所言“中产收入陷阱”成立，无疑，中国将面临一个艰难的坎儿。

但是，在苏海南看来，是否会陷入“中产收入陷阱”，要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及其深层次综合配套改革的进展。如果改革力度不大、决心不大、措施不落实，“中产收入陷阱”是有可能出现的。 “当下最要紧的问题是，中产阶层的比例还明显偏低，首先要改变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现状，努力扩大中产阶层的比例，接下来，才是如何避免陷入‘中产收入陷阱’”。

到2020年，我国中产阶层有望达4亿人

目前我国中产阶层比例仅占总人口的18%，当下首要问题，是要扩大中产阶层的比例。

而扩大中产阶层比例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建设的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取得好的效果，确立目标至关重要。

苏海南认为，可考虑到2020年，使中等收入劳动者总数增加到2.7亿，占比提高到30%以上;加上其赡养人口，中等收入群体增加到近4亿，占届时全国人口总数的28%以上。到本世纪中叶，可设定目标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发展成为中产阶层，其总数提高到9.6亿人以上，占届时全国人口总数的70%左右。

按照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也就意味着，未来4年，通过改革和保持全国经济增速年均不低于6.5%，有希望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由2013年底的1.6亿人左右，扩大到2020年的2.7亿人，7年扩大1.1亿，每年扩大约1600万，加上其赡养人口，中产阶层将由2013年的2.4亿增加到近4亿。

要达到预期目标，必须深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及其深层次综合配套改革。

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意见》瞄准技能人才、新型职业农民、科研人员、小微创业者、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基层干部队伍以及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体等增收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的七大群体，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发展中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推出差别化收入分配激励政策。另外，为保证七大群体激励计划落实推进，《意见》也提出了六大支撑行动。

“如果能够将2013年出台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以及今年刚出台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落实好，同时把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乃至其他方面的改革都坚定不移、有条不紊地抓紧、抓落实，扩大中产阶层的目标有望得到实现。”苏海南对此抱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