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供给学派有本质不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特色(热点辨析)
陈宗胜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它与西方供给学派在基本内容、产生背景、所针对的问题及采取的对策方面都有本质不同。这些区别也构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特色。
理论内容: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
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信奉萨伊定律,即相信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主张刺激供给侧以实现充分就业、消除通货膨胀、达到经济均衡;二是批判凯恩斯主义,否定需求自动创造供给的假设,主张市场自动调节,反对政府干预。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则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
产生背景:发展中国家转型发展
西方供给学派产生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达阶段,决定经济规模边界的主要变量都已经达到最大。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产生于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发展阶段,决定经济规模边界的变量大都处于发展之中,是在经济规模还在不断扩张的背景下讨论侧重供给侧还是侧重需求侧管理问题。具体来说,经济背景主要有以下不同。一是人口增长态势不同。人口规模是决定经济增长边界的重要因素。我国人口规模还未达到顶峰,仍然拥有人力资源优势。而大多数发达国家人口规模早已越过峰值,进入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阶段,人口和劳动力构成了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二是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不同。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已基本完善,则此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潜力很可能接近枯竭。近30多年来,我国基础设施有很大改进,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仍具有较大发展潜力。三是城镇化程度不同。城镇化率从人口区域结构变动角度决定经济规模边界,其制约作用是综合性的。我国城镇化还远未完成,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是56.1%,但按户籍人口计算只有约40%,这一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城镇化仍是支撑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所以,西方供给学派完全不适用于我国国情,中国的经济实践只能由中国的经济理论来指导。
解决的主要问题: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
西方供给学派产生时面对的主要是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的“滞胀”难题,即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停滞同时发生、失业率高企。凯恩斯主义等需求调控理论对此束手无策,从而催生了西方供给学派。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对的问题与之迥然不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扩大有效供给,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具体来说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我国经济与发达经济的增加值质量和财富含量不同。同样新增1亿美元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发达经济增加值中的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都比我国经济要更高些。二是我国经济与发达经济在新产品的配套水平方面有差别。一些新生产产品因配套不全而无法实现实际消费或在生产中难以被使用,增加了库存量。这是我国经济中库存量大大高于发达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我国重型经济结构与发达国家轻型经济结构不同。我国经济相对而言还是属于重型、汗水型、资源消耗型。2016年前三季度,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5%,而发达经济体通常达到70%以上。四是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和供给产品的丰富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我国作为后发经济体,目前还处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而且供给产品的品种、款式、功能等丰富程度较低,消费者的选择性较小。因此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扩大有效供给为目标,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这从根本上不同于植根于富裕经济基础之上以消除“滞胀”为目标的西方供给学派。更何况,西方供给学派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西方国家的“滞胀”问题。
政策思路:用改革的办法释放要素潜力、推进结构调整
西方供给学派认为“滞胀”的产生主要是政府对需求不当干预的恶果。他们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只要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产品就不会过剩,失业就不会存在,主张政府通过减税等政策刺激供给,认为减税可以促进增长、增加就业、抑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总量均衡。西方供给学派对市场的迷信并不科学,其治理思路和方法着眼于改变调控方式。与此不同,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在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上,主张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将供给侧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资本、科技等所包含的经济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以提供足够的有效供给。在改革中需要抓住一个基本线索,即投资体制改革,确定投资方向、激发投资主体活力、增加各生产要素的有效投资量。同时,继续推进行政体制、税收体制、金融管理体制改革,加大混合所有制改革力度,加快企业体制、教育科技体制、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制、土地制度等改革,促进经济平稳增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上述理论特色,决定了这一改革的有效性和科学性。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经济必将产生持续健康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作者为南开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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