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前瞻明年经济：筑底持续改革需冲破利益藩篱

　　祝嫣然

　　2016年年底将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在即。从政府到业界都在总结2016年经济情况，预测2017年经济走势，探讨经济运行中的矛盾风险并寻求解决办法。

　　当前，全球进入政治经济多重风险叠加期，中国经济在加速探底后初显回升迹象，供给侧改革进入深水区，结构性矛盾和改革压力凸显。专家认为，推动和加快改革需要形成共识，必须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积极财政政策应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应坚持稳健的基调，进一步巩固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基础，提高增长的含金量。

　　明年中国经济将持续筑底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等19日发布《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6~2017）——稳增长与防风险双底线的中国宏观经济》（下称“报告”）。报告称，2017年将是中国经济持续筑底的一年，2018年或许是底部反弹的一年。根据模型预测，2017年中国GDP增速为6.5%，CPI增长2.1%。从中长期来看，支撑中国过去30多年高增长的几大动力源泉均不同程度地减弱，全球化红利耗竭、工业化红利递减，人口红利也随着人口抚养比底部到来、刘易斯拐点出现、储蓄率的回落而发生逆转，“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潜力有所下降，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底部有可能突破6.5%。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在《财经》年会上表示，经济的增长应该在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内，我们经济增速的可行区间相对较窄，下限总的来说是在“十三五”时期保持平均6.2%的速度，上限是6.7%的增长速度。

　　国务院参事夏斌在华尔街见闻“2017全球最佳投资机会”的年度峰会上称，尽管目前经济有筑底迹象，但调整与转型的逻辑没有变。经济调整到位、基本结束，没有两三年时间不可能完成，原因在于市场基本出清的过程很艰难。市场不出清的话，很多融资的问题、货币回归正常问题都不可能解决。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却认为，明年最有可能是一个转折年，即从过去连续四年增速全面下降的态势，转为增速稳定，甚至于略有回升的转折点。尽管明年欧洲国家将历经数次选举，但不可能立即影响明年的宏观走势。世界经济，至少是中国之外的世界经济，在明年可能处于U型的底部，也许无法很快从底部走出，但最起码不会下滑。

　　多重风险与挑战仍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副总裁朱民在第一财经金融峰会上表示，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正在成为常态，对全世界的宏观政策制定者带来了重大的挑战。美元持续走强是今后12个月间金融市场最大的风险，其可能引起公司和国家资产负债表、跨境资金流动的深刻变化，美元再度进入强势周期，意味着全球已经进入了危机的潜在阶段。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第一财经金融峰会上称，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以及资产价格波动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个体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并不意味着系统稳定，需要从宏观的、逆周期的视角，运用审慎政策工具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表示，债务风险是经济运行中需要密切关注的重要问题，政府及政府背景企业债务风险的防范更是重中之重。我国企业部门债务余额为116.3万亿元，杠杆率高达169.1%，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95.5%）。企业部门债务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债务过高，尤其是在直接融资的债券市场上，国有企业债券在信用债中的规模占比高达86%。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发生债务危机是小概率事件。我国金融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这使得中国债务的融资主要来自相对稳定的银行存款，而非波动性很大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资金。这决定了中国金融业的风险点主要集中于流动性上，偿债能力位居其次。因此，只要高储蓄率得以延续并支撑着巨额的资金流动，债务问题就很难演化为系统性金融危机。

　　改革需冲破利益藩篱

　　蔡昉称，当前推动和加快改革需要形成两个共识。第一，不要把改革看作是和经济增长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两者是可以互相促进的，改革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第二，在推行改革的时候也有成本，因此改革不是免费的午餐，至少几项重要改革都需要增加财政支出，要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分担改革的成本，分享改革的红利，这样才能做到各级政府都有改革的相同激励，否则激励不相容，就会产生冲突，产生观望和等待。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表示，现在的财税改革的实际进度和时间表已明显不匹配。预算改革方面虽然有积极进展，但预算只是载体，钱从哪里来还要靠税制改革。同时需要财税配套改革让所有机制生长，配套改革的关键是各级政府职能如何划分，理清事权必须形成由粗到细不断优化的明细单，目前并没有看到事权明细单如何生成、如何合理化。

　　贾康认为，财税配套改革面临的考验已近在眼前。如何攻坚克难整体推动，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诉求，已进入改革深水区，必须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最终达到的境界应该是各地政府包括边远地区，进入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平衡。

　　陈雨露在第一财经金融峰会上表示，应对国际性金融危机需要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应该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他国的外溢效应，针对本国制定的政策可能在其他经济体引起跨资产、跨市场的金融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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