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活动包含P(价格)和Q(量)两大要素。在由凯恩斯创立并且流行至今的宏观经济学基本框架中，P代表主要以消费品价格来衡量的物价指数，物价指数涨幅被称为“通胀率”；Q代表宏观总产出或真实GDP，它的增幅叫做“经济增长率”。以2008~2009年世界经济的剧烈动荡以及各主要经济体危机应对为分水岭，这么一个“凯氏P-Q框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已经大大降低。

　　2010年以来，主导乃至主宰世界经济的“P-Q”体系，实际上是与“凯氏P-Q框架”紧密相连又在很大程度上反客为主的“纸面P-Q体系”。其“Q”是货币与资产交易领域的交易量，而非实体经济总产出，“P”是广义的货币与资产价格。这里所说的货币价格包括利率与汇率，广义资产价格则涵盖权益市场、信用市场、不动产市场。

　　现实中，不少人依然热衷于按“凯氏P-Q框架”讨论宏观经济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刻舟求剑或自欺欺人，因为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实际上已经转移到“纸面P-Q体系”。

　　当前及未来5年，至少有五大因素使得“凯氏P-Q框架”中的经济繁荣几乎没有出现的可能：

　　一是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将制约有效需求增长。

　　二是全球整体上的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将制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三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在本质上是一场以机器取代普通劳动力的革命，它的推进将对非科技强国的经济增长产生压制效应，并且排挤全球普通劳动力的就业，进而扩大贫富差距、压抑有效需求。

　　四是大型经济体在政府债务或宏观债务层面普遍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债务困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以政府支出扩张推动经济持续回暖的能力，而且其央行货币政策的实际效能也仅限于支撑庞氏债务循环。

　　五是欧元很有可能在未来3~5年解体，由此引发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剧烈动荡，将会进一步冲击和抑制世界经济。

　　凯恩斯理论的特点之一，是强调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必要性与有效性。按照他的理论，经济低迷是因为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投资回报递减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由于可能出现“流动性陷阱”，单纯的货币扩张对有效需求所能产生的刺激效应有限，所以刺激经济最直接且最有效的办法是政府支出与财政赤字扩张。显然，这种理论天生就是多数政治家的“宠物”。同时，由于政府支出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产能过剩行业和本应倒闭的企业们的拯救，凯恩斯主义本质上也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宏观保护神。正因为如此，“二战”结束后，它很快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御用的、主流的经济学说，并且在上世纪70年代滞胀引发自由主义思潮猛烈反攻之后重新在神坛上坐稳。不仅如此，原计划经济国家转向市场经济之后，对凯恩斯主义也奉为至宝到如今。

　　这里不评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逻辑基础是否有缺陷，单就其“可用性”而言，它自1936年问世以来从未像今天这般尴尬。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二战”结束后世界经济最严重的动荡；为应对这场危机，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同时采用了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正是这场刺激导致北美、西欧、南欧的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率全面接近或突破90%的高压线，从而在2010年之后被迫停止“主动”的财政扩张，走上全面依仗央行货币政策拯救政府财政、支撑庞氏债务和抑制经济下滑的奇葩路。所以，2009年的故事，既是经典凯恩斯主义(侧重于以政府支出扩张应对经济危机)最后的疯狂，也是它变种为“货币凯恩斯主义”(依靠央行印钞机应对一切宏观风险)的开端。

　　2010年以来，全球主要央行承担了支撑庞氏债务滚动和抑制经济下滑两大任务，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实际上已被证明为乌托邦，其作为政府财政政策的延伸乃至附属物的本质暴露无遗。在这种意义上，2010年以来各大央行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和极力压低利率，都是经典凯恩斯主义的变种和升级，尽管表面上“依仗央行印钞”与“依仗财政扩张”有很大的不同。

　　西方经济学可以粗划为“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阵营，凯恩斯主义基本上等同于“宏观干预主义”(它不曾主张微观干预)。在直接意义上，它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宏观保护神”；在间接意义上它为“政府纵欲”提供了借口和理论依据。当然，这是就纯正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就强调政府集权的非纯正的资本主义经济而言，凯恩斯主义直接就是“政府纵欲”的借口与理论依据。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资本主义也好，凯恩斯主义也罢，在本质上同属于“纵欲主义”；同时，“经典凯恩斯主义”变种为全面依仗印钞的“货币凯恩斯主义”，意味着宏观政策上的纵欲主义已经登峰造极。

　　人类文明可以划分为两条主线：一是努力满足自身的欲望；二是适当地约束自身的欲望。两条主线相克相依、对立统一，向任何一个方向过度倾斜，都必然带来严重的不幸。基于这种认识，我宁可看到客观规律早一天以其强制力迫使宏观纵欲主义反向修正。

　　当前，欧元区“欧猪五国”以及作为欧元区支柱之一的法国，面临着两大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一是，高福利制度和人口高龄化趋势造成的政府支出刚性，与本国经济对政府税收已至极限的支撑力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加上政府债务余额本身的指数化增长压力，这些国家的政府财政困境只会不断加重，没有好转的希望。

　　二是，这些国家庞氏化政府债务和技术上已经破产的银行体系都需要“日本央行式”无限量最后贷款人，这种需求与欧洲央行基本属性之间形成了尖锐的、不可调和矛盾。因此，欧洲央行和欧元必然且实际上已经濒临解体。

　　本人初步估计，未来5年甚至3年之内，欧元区任何一个政府财政困境和银行体系坏账问题较为严重的国家，包括经济体量较大的意大利和法国，都有可能为了重新拥有自己的无限量最后贷款人(即完全属于本国的央行)而退出欧元区，进而导致欧洲央行和欧元瓦解；与此相伴，原欧元区将会出现普遍的外债违约，区内银行体系将全面崩溃。欧元解体之后，欧洲货币体系将重新回到欧元诞生之前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意大利里拉与英国英镑、瑞士法郎等各种货币并存的状态；而且各国央行为拯救本国政府财政和银行体系而进行的疯狂印钞可能升级为贬值竞赛。在此情形下，恶性通胀可能再度席卷欧洲，国际货币与汇率体系也将呈现出历史罕见的乱局。

　　许多人很担心美联储加息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我认为，尽管美国的科技巨头们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此轮科技革命对普通劳动力就业的排挤效应，以及全球整体环境对美国的拖累，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经济在整体上很难转入高增长状态。同时，由于财政赤字很难消除，而且政府债务余额本身有指数化增长的动力，美国政府债务率很难转入下降过程，回落到90%这个高压线以下更几乎没有可能。受此绑架，美联储不可能将基准利率推向一个新的上升周期。即便某些因素促使美联储加息，但它很快就会发现美国政府财政和就业形势根本承受不了利率的持续上升，并且被迫回归其“零利率倾向”。

　　在美联储只能固守“零利率倾向”的长期预判之下，个人对美国股票市场和不动产市场的长期走势依然乐观。鉴于前文所述的国际货币与汇率体系潜伏的重大风险，对贵金属市场长线走向也比较乐观。

　　(原标题：经典凯恩斯主义的变种及货币金融体系未来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