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9日，如通股份、易明医药、高争民爆3股在沪深交易所同时挂牌，A股上市公司突破3000家。从“老八股”到3000股，从“试验田”到“主战场”，从无人喝彩到应者云集，A股市场历经26年新陈代谢，如今已汇聚产业标杆与国人财富，不仅成为中国经济最佳的市场化资源配置总平台，而且在全球资本市场已举足轻重。

　　3000只上市A股，年产值近30万亿元，总市值逾52万亿元，这不仅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跨越，亦是中国经济全面进入资本时代的重要标志。

　　数往知来。站在这个历史时点上回望来路，中国A股市场的成长已然呈现三大历史阶段，每个阶段都独具时代特色，拂去惊涛骇浪般的牛熊轮转表象，一条中国经济创新转型的历史发展脉络隐然其中。

　　股市“抢跑”与市场经济

　　1990年12月19日，随着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的第一槌响起，新中国的证券市场悄然开启。当天，在上交所上市的股票8只。从“老八股”开始，到第一个千股，市场耗时十载；到第二个千股，又走了10年，第三个千股却只用了6年。

　　26年，3000只上市A股，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怎样的非凡历程？

　　“这26年非常值得回忆和总结。”清华经管学院客座教授、清华控股旗下诺德基金董事长潘福祥如此慨叹。25年前，作为中国高校最早开设《证券投资学》的青年教师，潘福祥担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院长助理，投身A股市场进行教学实践，从此，与A股市场结下不解之缘。在潘福祥看来，从时间轴和上市A股数量千位数增长的节点来看，确实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进程有着鲜明的关联特征。

　　“回过头去看，在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从无到有的建立和深化过程中，资本市场在第一个10年处于 抢跑 状态。”潘福祥说。

　　之所以说是“抢跑”，从理论层面而言，表征为虚拟经济的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其宗旨是服务实体经济。换言之，证券交易须以商品经济为基础，以产权明晰为前提。从历史实践看，大机器工业时代对资本产生巨大需求，于是汇聚社会资本的股份制应运而生，股份发行和流通转让又呼唤出了配置社会资源的资本市场。上述两个层面都决定了资本市场应该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的高效率资源配置机制。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仍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物价尚未放开，商品市场才刚露苗头，劳动力、土地、技术等要素市场也没有形成，然而中国资本市场却在此时呱呱落地，跌跌撞撞抢跑了。

　　现在回头看，这种先行先试无疑是可贵的创新改革，当时却争议很大。在新旧经济体制的剧烈摩擦和尖锐对抗的夹缝中“早产”的资本市场彼时无人喝彩。

　　“这就决定了在一开始，证券市场就是一个相互妥协和不断试错的产物，留下了先天不足的制度缺陷。所以根本不敢让大企业上市。”潘福祥回忆。

　　国企在中国资本市场因此“姗姗来迟”。在上交所“老八股”中，除真空电子作为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以“全国第一家成立的大型股份制国企”的身份上市外，其余均非国资正规军。比如，飞乐音响的改制主体是为解决职工子弟就业问题而成立的企业劳动服务公司（当时俗称“三产”）；延中实业的改制主体是上海市的一个街道生产小厂……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初期，这类企业的产品和生产资金大都不在计划内，需自找集资途径，而尚未市场化的银行体系无法为它们提供服务，从而决定了这些企业试图抓住其实自己并不懂的“股份制”，出发点只有一个：向社会融资。

　　“融资，是中国发展资本市场首要的功能。”朴易资本董事长尚志强如此表示，A股创立初期那几年属于中国探索股市融资功能的试点阶段，这不仅体现在企业属性上，而且从地域角度看，是先从上海、深圳两地企业试点，再逐步扩大到全国。

　　这是一块试验田。不管以什么方法衡量，这些公司都不涉及国计民生的主导行业，不影响国家经济命脉。代表经济成长的主要龙头不上市，市场只有“股价”没有“估值”。

　　偶然中有历史之必然。最终，这块试验田试出了一条中国经济现代化大道：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很好地结合，股份制改革可以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推动。于是，转折发生在1992年。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当年，全国各城市经批准建立了近400家股份制试点企业，使全国股份制企业达到3700多家。同时，国务院还批准9家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并到香港等地上市。

　　思想解放，池深鱼跃。数据显示，1992年，A股迎来37家新上市公司；1993年，又新增上市公司107家。

　　国企大军与“实至名归的10年”

　　是不期而遇，还是历史必然？区域试点之后，A股市场开始被赋予国企解困这一历史使命。

　　2000年8月，A股数量达到划时代的1000只，这背后，是始于1997年提出的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三年之战”，而2000年，正是实现三年目标的最后一年。最终，在股份制改革的推动下，国企三年脱困的成果是：2000年1至10月，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839亿，同比增加1.6倍。

　　期间，两大石油集团、宝钢集团、十大军工集团先后组建。1997年5月，新兴铸管成功发行，成为首家由军需企业发起、改制上市的股份公司。1998年至2000年，国有企业在境外上市22户，共筹资267亿美元；在境内上市307户，共筹资2723亿元。

　　记者统计发现，1997年至2000年，A股新上市的公司达529家，其中半数以上归功于这三年多的国企深化改革，期间国企股份制改造上市数占比高达58%，从而确立了中国资本市场的牢固地位。这期间，鞍钢股份、上海汽车、东方航空、国电电力、云南铜业、兖州煤业、太原重工、太钢不锈、宝钢股份等重点国企先后在A股上市。

　　“所以， 第一个千股 所经历的10年是 补课的10年 ，补市场经济的课，补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追上来的课。”诺德基金董事长潘福祥如此点评。他同时表示，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成为“补课”成功的标志。

　　而对“第二个千股”形成的10年，潘福祥认为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实至名归的10年”。因为这期间，中国证券市场在总量上和结构上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国有大型企业上市快跑，改变了之前资本市场整体上不具备成为国民经济晴雨表条件的状况：2001年至2010年，中国石化、中国联通、中信证券、长江电力、国有五大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中国石油、中国铁建、中国建筑、中国重工等纷纷上市。

　　2006年12月，国资委发布《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推动了央企优质资产上市，提供了A股市场建构有效估值体系的充分条件；与此同时，2005年至2006年的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困扰资本市场的先天不足问题，使得资本市场得以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国家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后的成果。

　　“始于2006年的大牛市，很好地反映了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综合成果，是企业业绩增长和经济基本面改善密切相关与良性互动的结果。”潘福祥称。

　　2000年，国家提出“到2010年，基本完成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形成比较合理的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目标，2010年11月，A股上市的股票数与此“巧合地”站上了2000只的新高地。此时，A股市场的股票结构也极大丰富，形成了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的不同层次。

　　“中小板和创业板的推出，对改变整个上市公司所有制结构意义重大，也反映了资本市场的全覆盖。”在资本市场扮演过多重角色的尚志强如此表示。1997年以来，尚志强先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市金融办上市重组处、上市公司天业股份当过高管。

　　尚志强认为，国企解困告一段落之后，A股市场进入“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时期并持续至今。期间A股市场的扩容开始加速——A股迎面跑过“第三个千股”只用了6年。

　　“这6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和转型，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发挥了资本市场基础功能。”不约而同，诺德基金董事长潘福祥和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市场研究总监桂浩明都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转型”成为这个阶段的关键词。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代表新兴产业的创业板和中小板，为A股输送了新鲜血液，资本市场率先启动经济形态转型，起到了对新经济的引领作用；二是市场的并购重组潮涌，新兴资产适时借助资本市场进行重新配置。今年以来，圆通速递、申通快递、顺丰控股迅速通过借壳上市登陆A股市场，成为最新的典型案例。

　　由此，站在3000只A股的“高度”省察，豁然解悟的是，上市A股“千进位”用时的缩短，是缘于前20年资本市场于艰难中基本完成了国企解困历史使命后，走向成熟的A股市场配置资源的核心功能此时得到了充分发挥。

　　行业结构调整与社会经济转型

　　拉开A股历史画卷可以发现，26年里，上市公司行业结构调整与社会经济转型的步伐有着特殊的关系。

　　“经过26年新陈代谢，A股公司主体结构已经多元化；民企在上巿公司群体的比重逐年提高，表明民营经济在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中已成为重要力量。此外，证券市场汇聚了一大批优秀公司和行业龙头，从上市公司就能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和时代特征。”上海市双创投资中心总经理张赛美如此表示。张赛美此前曾在海通证券深耕投行业务多年，投资了一批新兴产业公司，并帮助这些企业登陆了资本市场。

　　官方发布的产业数据是个佐证。2016年11月24日，工信部对制造业单项冠军第一批60家示范企业名单进行公示。记者看到，如果不计上市公司发起人企业或集团公司的话，有25家A股上市公司入列该示范企业名单，占比42%。而同时公示的5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第一批培育企业名单中，有18家A股上市公司，占比31%。

　　“我们的数据研究发现，1995年至2015年，从结构来看，周期性行业、消费性行业和新兴产业特点明显。”诺德基金的基金经理胡洋说，他和他的助手诺德基金策略研究员潘永昌，分类描绘出了25个行业20年来的资金效率和行业排名曲线。

　　记者看到，从2000年开始，钢铁行业上市公司资金效率开始由负转正，说明此时钢铁行业上市公司创造的平均价值高于全社会所有行业创造的平均价值，并且在2004年达到价值创造的最高水平；同时，带动钢铁行业在当时全社会所有行业中排名第四位。对比A股市场，1999年和2000年，正值武钢股份、首钢股份以及宝钢股份上市，而在此之前，鞍钢股份、大冶特钢、本钢板材、太钢不锈等上市。随着钢铁板块在资本市场中的壮大，有力地提升了钢铁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作用。

　　这种密切的关系还表现在纺织服装行业。1998年1月23日，随着上海浦东12万锭落后棉纱锭回炉报废，纺织业率先压锭脱困。数据显示，恰从1998年起，纺织服装业上市公司的资金效率由负转正，一直保持到2001年，同时，带动纺织服装行业在1999年和2000年位居全社会所有行业排名第八位。

　　从长期情况看，食品饮料行业和家电行业上市公司成为亮点。这两个行业上市公司的资金效率较长时间为正且名列前茅，并带动其所处行业在全社会所有行业中也名列前茅。

　　一个有趣的插曲是“5·19”行情，这可视为中国新经济在资本市场的一次预演。1999年5月19日，A股引爆了一场“5·19”网络股行情。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市场研究总监桂浩明回顾说：“当时一些科技型企业陆续开始上市，为此次网络股行情打下了基础，并激发全社会形成了一股互联网革命热潮。”

　　尽管网络泡沫很快宣告破灭，但时至今日，研究数据透露，新兴产业资金效率近年来已转正并持续上升，显示出新兴行业上市公司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力在逐渐增加。体现在申万一级行业分类中则较集中地表现在医药、计算机、通信和传媒业。

　　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的发展，申万一级行业分类中的行业分类也发生着变化，经过对新旧行业分类的对比可以发现，旧的行业分类有23项，新的则增加到28个；金融服务、信息设备、交运设备、信息服务几个旧的分类被取消，取而代之的则是银行、国防军工、非银金融、通信、传媒、汽车、电气设备、计算机。

　　生生之谓易。从A股3000家这时点起跑，“后3000”时代的A股应该如何变易革新？

　　“近两年来，A股市场并购重组浪潮大部分都与新经济新产业相关，尤其是互联网、新能源及人工智能，都备受产业资本及二级市场投资者青睐。”有投行人士指出，这一方面是诸如钢铁有色等传统行业陷入了行业大周期寻底阶段，前景看淡，另一方面亦反映了A股IPO通道对新经济的开放度有待扩大。

　　创投大佬靳海涛亦有同感。他建议监管层可在交易所另设板块或层次，允许部分新兴产业的不盈利企业上市，他认为这有利于高科技产业快速发展。

　　“中国资本市场与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交集很少，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之处；希望未来市场的包容性和市场化步伐再加快。”尚志强对上证报记者说。

　　产业界与资本界期待A股在推动新产业兴起、落地和深入发展上有更大作为。曾经，A股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5·19”网络股行情，但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公司却在借助海外资本市场蓬勃发展壮大。

　　从行业龙头的视角审视，A股上市公司的龙头结构不够均衡；创业板和中小板公司在其中的活力还相对偏弱；贵州茅台、格力电器、万科等借助资本市场走出来的行业龙头，其精髓还有待在新兴产业中发扬光大。A股市场既要汇聚产业龙头，更要发挥助力创新企业跃居行业龙头的资源配置功能。

　　上海双创投资中心总经理张赛美指出，证劵市场是培育企业由小到大、由弱转强的最佳资源配置场所。比如，东方财富网上市前主业是财经新媒体，但上市后得到了快速发展，通过一系列并购运作，迅速蜕变成一家颇具实力的金融服务平台公司。“从单一业务到整合金融资源，必须借力证券市场。”张赛美如此表示。

　　期待之外，还有近忧——当下A股市场出现了部分金融资本“围猎”产业资本的现象。

　　对此，诺德基金董事长潘福祥认为，这种“围猎”虽然也是发挥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若金融资本用竭泽而渔的方式围猎产业资本，最终后果会从根本上破坏经济循环的健康生态，反过来使金融资本自食恶果。鉴于此，在未来更有效的市场中，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应该在维护经济活力和壮大产业实力方面，通过良性博弈走向双赢。

　　“会有一天，家数到了一定程度就会不那么重要了。”尚志强称：“重要的是A股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和市场进退机制的正常运作。”在他看来，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目前刚刚进入第四阶段——资产配置时代。

　　百物不废，惧以终始。A股3000家，创新转型之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