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在海南三亚海棠湾举行。

　　香港金融发展局委员，招商局集团、招商银行原董事长秦晓在论坛上表示，减税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尽管财政有减税的负担，但是中国的综合税率、宏观税率远远高于同等人均GDP水平的国家。

　　以下为秦晓发言实录：

　　这个议题的标题是“结构转型与释放经济新活力”。我看了看大会议程做了简单的陈述，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关键词，供给侧改革，经营型换档升级，发展模式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新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当下出现频率最高的话题，结构转型或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中国不是一个新的课题，这可以追溯到20年前1995年，在制定“九五”规划的时候提出来，当时讲到经济发展方式从外延式转到内涵式，在2005年左右的时候，“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恶化了，“十一五”规划又重提这个问题，认为这个问题解决不利，主要是制度性的障碍。现在我们面临什么问题呢？外部需求不足，国内投资效益递减，而且债务堆积，中国已经第六年经济下滑了，与二十年前相比，或者与十年前相比，我们今天再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有些国际化历史的视角，有些更深入的认识。

　　我先点几点：第一，要澄清对凯恩斯理论的误解和误用，长期以来，我们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来自三架马车，这是凯恩斯在对待经济衰退的时候或经济危机的时候，一个短期的需求模型，调动有效需求。我们现在认识到了，凯恩斯的理论依然有用，但它是有代价，有条件的。

　　第二，什么是支持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呢？在供给侧，就是我们常讲的索罗修正过的生产函数理论，就是把资源怎么配置的更好，有创新，如果观察现在很成功的大企业，都是在创新方面做出了成绩。

　　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政府已经做了很多，但还需要继续做。减税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尽管财政有减税的负担，但是中国的综合税率、宏观税率远远高于同等人均GDP水平的国家。加强法治，保护产权，要提供充足的均等化的公共产品，才能为市场提供一个有效的，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不是用扭曲的价格税收还替代市场的所谓选择性产业政策，我们要回到中国的产业政策是什么含义，也可以追溯到日本，就是由政府来选择胜者，选择性产业政策，而且会被税收和各种方式的补贴，不要维持一个特殊的国企的垄断部门给予保护使资源向低效的方向流动。

　　第三，人口老龄化和创新缺失是造成跌入中等收入陷井的两个主要因素。但是活跃的创新是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克服人口劳动化带来的劳动力减少。同样一个人，如果在高效率产出的情况下，他正在抚养着非工作的劳动力就会增加。

　　第四，在创新驱动下资源的横向和纵向流动。

　　第五，金融业影响实体经济回归。要寻求一个防范金融风险下的金融业发展开放和创新的平衡，一方面要防范风险，一方面要继续开放，继续创新，这个均衡要把握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完成金融自由化，同时遇到了系统性风险。

　　第六，新业主、新产业、新的模式，正在一步步走入我们的生活，这是中国和全球的未来，中国不缺乏有创新的企业家，关键是要建立和不断完善创新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