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中国最基本的问题是内需不足

　　陈炜

　　从10%到6.7%，中国经济增速已经连续五年高位下行，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是由于经济体制问题，产业政策之争烟硝四起，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经济何时能企稳回升？如今，国企改革进入政策落实期，进展如何？在全球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中国该如何发力？经济观察报与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一起联合采访了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学术委员、长江商学院教授许成钢，请他解读中国经济下滑之谜、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关系，详谈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路径。许成钢曾获2016年中国经济学奖、2013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把财政刺激抽掉问题更突出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未来中国的经济方向？

　　许成钢：基本上最近几年大的变化方向在我的预料之内，即中国经济会持续下滑。现在中国面对的基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经济暂时没有下滑，是使用某些政策手段暂时顶住所致，只要顶住的手段稍微放松，经济又会继续下滑。其中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财政刺激，财政刺激一放松，整个经济就下滑。中国现在最基本的问题是长期内需不足。

　　非常简单的现实情况就是，全中国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总值占GDP的比例非常低。有一些人认为，2011年以后，个人收入占GDP的比例有所回升，但这实际上是误导，为什么呢？当我们讲什么东西决定内需的时候，关键不在于速度，而在于水平，在于比例。最近略有回升指的是向好的速度，即相比原来非常低的比例下，有一点提升，但是这一点提升，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全体中国个人收入占GDP比例远为过低的水平。

　　只要全体个人的收入占GDP的比例很低，就决定了全社会的需求不足，大量的东西没有人买，经济增长没有力量。所谓过剩首先就是因为需求不足；另一部分的过剩是在中国的制度里产生出来的，我们叫软预算约束的问题。当制度为企业制造出大量软预算约束的现象时，企业就不会管市场上的需求，仍然继续生产。我们现在的通货膨胀率非常低，看PPI实际上是通货紧缩，PMI也已经持续两年呈收缩状态，所有这些实际上都反映了，内需不足导致经济增速下滑，如果把财政刺激抽掉，问题更突出。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财政刺激能持续多久呢？

　　许成钢：财政刺激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规律性的现象我们知道，现在的问题，用财政刺激是不能解决的。

　　解决债务问题要靠经济增长

　　经济观察报：债务问题是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之一，由于中国债的主体是银行，很多人担心银行的坏账率非常高，会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和安全，你怎么看中国债务问题的走向？

　　许成钢：中国的债务问题，需要仔细看是谁的债？如果讲银行，看一下是什么所有制的银行，就很清楚。中国的银行业基本上是国有制的，中国的金融，主体是国有制的。我们刚才已经讲到，在国有金融体制下，软预算约束的问题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软预算约束问题的核心就在于，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不会破产。它靠不断借钱生存。最后，当经济里有大量资不抵债的国有资产靠借贷生存，坏债就会不断积累，而且积累的速度非常快，这不是新问题。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下了重大的改革决心“抓大放小”，深度改革国有企业，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国企欠的债还不了，债台高筑，使得国家的经济面临很严重的困难，甚至危险。但是当时的措施，有一些只是权宜之计。例如，把坏账隔离出来放在另外一个机构，实际上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硬化预算约束，提高效率。在民企大发展，整个经济的效率全面提高的前提下，虽然软预算约束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把过去在金融领域积累的坏债稀释了。

　　上世纪90年代末20世纪初的时候，由于坏债问题，中国面临很大的危险，很多人担心中国的经济会不会垮。当时很有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尼古拉斯·拉迪写了一本书，预言中国现在坐在火山口上，任何时候火山爆发，中国经济就完蛋了，整个中国的金融已经在技术上资不抵债了，完全以人为的方式在维持。当时香港知名经济学家刘遵义教授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说中国的坏债问题像老男人的前列腺癌，医学界一个普遍的共识，是说老男人的前列腺癌基本上不致命，这个人是带着癌死，而不是癌致死。他说中国的坏债问题不致命，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快，增长速度快的时候，债的问题不要紧的，如果效率高，如果增长速度快，可以稀释它。但是，如果软预算约束很严重，增长速度又掉下来了，稀释的手段就没有了。更令人担心的是，最近十年来，大型国有企业在不断加强，加强国有企业就是在加强软预算约束的问题。软预算约束问题带来的后果越来越严重。

　　中等收入陷阱是制度陷阱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是否进入了这个阶段？

　　许成钢：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人们观察到某些国家似乎有这样的现象。中等收入国家，本身意味着它和发达国家之间还有很大差距，应该都有潜力快速追赶，因此没有道理说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速就会下降。所以，当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速下降的时候，重要的是要分析下降的原因是什么。所有中等收入国家增速下降，只要不是战争，百分之百都是因为制度问题。所以与其叫做中等收入陷阱，不如叫做“制度陷阱”更确切。任何中等收入国家，没有能力追赶发达国家，都是因为制度束缚了它的发展，而不是因为中等收入带来的陷阱。

　　中国的增长速度慢，首当其冲的原因，就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的原因是全体国民个人所得的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过低，这实际上是相关制度带来的，相关制度使得各级政府以各种方式收集的财政收入，其增长速度一直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导致了这个后果，这是近20年时间积累的结果。现在全体个人所得收入占GDP的比例只略高于1/3，世界罕见。相比之下，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巴西、俄国都是50%以上。

　　减税是解决内需不足的核心

　　经济观察报：现在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都很疲弱。对中国来说，你觉得增长动力应该从哪些方面切入？

　　许成钢：从基本面上看，决定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决定性原因是内需不足，这个问题不解决，增速是没有可能恢复起来的。怎么解决？减税是核心。中国之所以个人总收入占GDP比例这么低，因为各种名目的税收太多。

　　经济观察报：如果让国家降低财政收入，个人收入占GDP的比例提高，现实中有什么措施能够实现呢？

　　许成钢：这直接关系到体制改革，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当面对大量困难的时候，把财政收入降下来，财政开支怎么办？如果突然间不能支持财政开支，会不会出问题？

　　发达国家是如何解决相关问题的？历史上开创产业革命的国家是英国。产业革命的条件之一就是保护产权、减税。但当时英国在与法国打仗，如何解决财政收入问题？他们是通过在市场上大规模发国债来解决的，包括内债和外债。发国债远远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手段问题。为什么法国不能通过发国债解决财政问题？关键在于一个国家有没有在对内、对外大规模举债方面的信用。我这里讲的发国债不是用银行的方式，而是用在市场上卖债券的方式，买的人都是自愿的，而不是被强迫的。当人们认为你的国债是我的投资手段的时候，人们愿意买。在这个条件下，可以用大规模发内债、外债的方式解决财政问题，同时把大量的税减下去。这本身是体制改革的一个大方向。

　　另一个体制改革问题，就是如何压缩行政机构，降低行政开支。这里包括国企和各级政府，作为改革的目标，必须有意识地压缩政府，让政府小，压缩的不仅仅是行政的部分，还包括国企。中国的债务问题很大一部分是地方政府债。所谓的地方政府债，实际上多数是以国企的名义，变相从银行里借出来的，这很危险。危险的原因在于它是以土地抵押从银行里借钱。例如，当三四线城市的土地市场出问题，地价下降意味着抵押资产价值的下降，这就意味着不仅仅这些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增高，银行自己的杠杆率也在增高。如果地方政府债是以市场上发的长期债券为支撑，就不这么危险，但它是用抵押贷款的方式从银行借来的债，就很危险。

　　经济观察报：2016年民间投资下滑明显，为什么现在民间投资信心不足？有经济学家认为，现在中国处于经济周期的底部，所以民间不敢投资，怎么扭转这种趋势？

　　许成钢：实际上市场面对的困难，最基本原因就是内需不足。面对硬预算约束，如果滥投资将造成资不抵债，是要破产的。所谓的硬预算约束说的就是破产，软预算约束说的就是不破产，所以，当整个市场内需不足，面对硬预算约束的民企，就会很谨慎，不敢投资。

　　另一方面，当政府用刺激的方式来支持经济增长时，民企很难参与其中，结果就变成了国企更发展，而软预算约束的国企发展靠借债，而这个债往往要变成坏债，这就是很多年人们讲的“国进民退”的趋势。

　　单独征收房产税不是好事

　　经济观察报：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房地产税是地方税的主要来源，你怎么看中国最近的房产税问题？

　　许成钢：很多人可能认为这是在学习发达国家，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先要认清楚，发达国家是在什么制度下这样操作的。发达国家共同的基本制度的一部分，是私有土地制度。因此，政府不能靠卖土地获得收入，而是依赖征收房地产税来解决地方财政问题，而征收房地产税的具体安排，是按照地方人民的意愿选举的地方议会自主决定的。

　　相比之下，中国是全面的土地国有制（农村集体的农用土地，必须在国有化之后，由政府在市场上出售），地方政府靠卖土地的租期和出租土地获得大量财政收入。所有人现在使用的土地都有租期，买来的都是租期。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再讨论房地产税，有两个基本问题要综合考虑，第一，征税的法理和居民的关系是什么？第二，内需不足的原因是全体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过低，即税过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我并不反对征收房地产税本身，但是这个问题一定不能单独提出来，一定是与整套制度配合在一起的。如果没有整体的改革，没有整体的减税，单独提出多向人们征收一个税种，进一步增加人民的税负，对全国的经济一定是坏事，不是好事。

　　资源配置离不开制度问题

　　经济观察报：结合中国或者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当代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探索方向在哪里？

　　许成钢：经济学最老的传统是亚当·斯密时代，亚当·斯密的时代叫政治经济学，即politicaleconomy，非常着重讨论人类社会的制度，当时不同学派的学者之间的辩论，多数着重的是制度问题。但是在19世纪后期，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国家里，市场制度和市场经济大发展，趋于成熟。与此相应，产生出新的经济学，今天我们叫它叫做古典经济学，其重点离开了制度问题，转移到了资源配置。实际上资源配置原本是离不开制度的，但是当这个概念出现了以后，重点就集中到了市场上。在十九世纪末“经济学”（即economics）产生之后，更着重定量分析。定量分析的前提是一定要想各种办法，让事情变得简单，从方法论上，从老的政治经济学过渡到新的经济学领域，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为了能够定量地讨论市场上的资源配置问题，受当时分析手段的限制，把制度因素在假设中去掉了。但实际上，你发现大量的资源配置问题，是制度在起作用，比如政府。因此，这样假定没有制度因素干扰的经济学，在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的同时，发展也受到了很大限制。因为，即便在理解发达经济时，制度也一直是重要的。例如，科斯在18世纪30年代提出的“什么是企业，什么是企业的边界”这样的问题，离开了制度是无法讨论的。于是，在最近的二十几年，讨论制度的这部分非常快地发展起来，人们把它叫做政治经济学。为了和老的politicaleconomy分开，今天人们经常用的是politicaleconomics，中文仍然翻译成政治经济学，但是英文词是有区分的。

　　经济观察报：有创新思考的中国学者提出的哪些观点已经得到国际上的关注？

　　许成钢：在经济学里，中国的学者在国际间获得最显然承认的，可能首先是理论经济计量学的学者。理论经济计量学研究的是实证研究里的方法论，它最终是为了能够在做实证工作时提供方法论上的帮助。这方面，中国有若干学者在国际间得到很高的承认，比如老一代的邹至庄教授等，还有应用计量经济学家，比如刘遵义教授等。我们这一代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白聚山教授，耶鲁大学的陈晓红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方汉明教授，斯坦福大学的洪翰教授等。讨论到和制度、和政治经济学相关的，从纯方法论上，就是机制设计理论。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中国也有若干在国际间受到很好的承认的有影响的学者，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教授，上海财大的田国强院长等。

　　中国的学者在新的政治经济学比较弱，但是在讨论制度方面并不弱。钱颖一教授做的，关于制度方面的工作在国际上得到了非常充分的认同，而且他所做的探讨是以中国为主，但不限于中国的问题，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影响力。魏尚进教授、林毅夫教授和老一代的张五常教授等，都有在经济学界影响力很大的工作。

　　广义地讨论经济学，应该包括金融学。在这方面，麻省理工的王江教授，普林斯顿的熊伟教授等，都是国际上公认的做出过非常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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