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良知是什么？三个维度回顾林张产业政策之争

　　刘远举

　　张维迎与林毅夫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简单的归纳，林毅夫倾向于政府用更多的产业政策来识别比较优势，因势利导，推动国家经济发展。而张维迎认为，出于贪婪和无知，产业政策往往起到负面作用。

　　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的定义过于宽泛，把专利保护、税收、竞业禁止都纳入了产业政策的范围，甚至把产业政策等同于政府作用。实际上，制定并严格执行知识产权、劳动、合同、乃至产权的保护，是任何一个现代政府都应该不遗余力的去做的。这既不是产业政策的范围，也不是经济学家会反对的。实际上，张林二位的争论点在于，政府是否应该用诸如审批、财政补贴等产业政策，去定向的扭曲要素价格，扶持某一类行业、新技术发展。

　　学者VS公知？

　　在旁观了此次争论后，很多人认为，林的观点与叙述，都显得更加专业。相比之下，张维迎的观点与叙述，都了无新意，过于常识，甚至像社交媒体上的“公知”，并进而产生轻视。

　　的确张维迎更多的是在谈论常识，显得不那么学术，但在现阶段的中国，很多时候最重要的是把常识重复无数遍。而且，微妙的是，张林二人的观点决定其话语的对象、受众，而支持者的类型，反过来决定了他们论述的话语形式的不同。

　　林的观点，支持一个相对更大的政府，直接有利于政府相关部门的扩权与增加预算，呼唤出产业政策在量上的扩张，其支持者是相应的预算部门。既然受众层次如此，林的话语自然更接近直接制定产业所需。产业政策是必然的，有着牢固利益的现实政治与经济基础，不可能全面取消。而张倾向于一个产业政策上的小政府。他的呼吁，试图唤起的是企业家、民众，只有大规模的讨论，形成普遍的响应，社会观念对产业政策质疑、反思，形成普遍的共识之后，才有可能影响到决策，进而改变中国今后的产业政策，倒逼出不管从规模还是质量上更审慎、更科学的产业政策。有了这一层分析，就不难理解张像公知，而林更加专业。

　　实际上，正是“公知化”的辩论方式，引发了一系列后续讨论与舆论热议，如果仅仅是晦涩的学术争论，恐怕就仅仅限于书斋与庙堂。

　　政策领域的公共呼吁，从来都是重要而必要的。“白猫黑猫”、“部长决定了，还要处长说了算？”“投资不过山海关”，这都是不是严谨的政策论述语言，但其呼吁的效果不言而喻。所以，张所持有的“更激进的市场观念的观点与叙述方式”，可谓取法其上，得乎其中。

　　产业政策VS市场经济？

　　在林毅夫的理论体系的事实基础，是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成功。

　　张五常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功源于县域竞争，这是中国做对的事。县域竞争，更精确的说，是县域官员政绩竞争。这种政绩竞争，在计划经济时代也存在，导致的却是各地激烈的大跃进、大炼钢、放卫星。

　　产业政策也同样如此。本质上，大炼钢铁是一种进口替代类的产业政策。发展钢铁产业是对的，有着明确的技术前景，不过，缺乏市场机制来承接产业政策，缺乏公民权利来恪守底线，在当时市场与公民权利极弱的中国，这个产业政策并未导致中国钢铁产业的大发展，反而导致了极其荒谬且悲惨的结果。实际上，不管是大跃进、还是农业学大寨吗，本质上，都是产业政策。没有市场的产业政策是极其可怕的。

　　其实，在一个正常国家，市场中的企业家、劳动力的就业需求，会自动的聚集为政治上的特定的产业政策游说。比如，前不久出狱的传奇人物牟其中，他罐头换飞机的行为，某种程度上就是市场获得经济自由之后，自发的一种出口导向的行为。甚至连中国加入WTO也有市场机制的作用。

　　实际上，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政府虽强势主导市场，但其运作的基础却是改革开放引入的市场资源配置方式。政府在市场中用权力调配资源、市场化运作、招商引资，政治竞争才能被转化为经济发展。所以，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真正做对的是，把政治竞争放在了市场的基础之上。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更多的是市场替代产业政策的结果，而不是产业政策本身的结果。即便要强调产业政策的成功，在任何场景下也应该同时强调市场的基础性作用。

　　过去三十年的成功，除了市场起到基础性作用之外，还有特殊的历史阶段。

　　改革开放三十VS后三十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极速增长，过去30年经济的巨大成功，被总结为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模式”的概念被热炒。30年的极速发展已经让中国一定程度上走出了纯承接技术转移的阶段，来到另一个拐点的门槛上。

　　在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中，全要素生产率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其中技术的作用非常重要。从全要素增长理论审视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大发展，不难发现其大背景是承接国外的技术转移，FDI流入、世界工厂、实质上都是技术转移的具体表现形式。政府强势主导和市场化的结合，的确非常适合这一阶段的发展所需。某种程度上，这正是“中国模式”成功的精要所在——结构主义的“过”和“华盛顿共识”之“不及”皆在于此，也可解释非洲和东欧国家对“华盛顿共识”的抱怨。

　　中国过去和当下政府的强大主导处于承接技术转移的大背景下。因为承接的是成熟的技术转移，已经过市场甄别，承接技术一方已经知道高速公路、地铁、发电厂、水坝、核电站、纺织厂、炼钢厂、乃至股份制、股票市场的技术和经济合理性——即使这种经济合理性在短期不存在，但长期来看，总体上肯定是正面的——只要上马，有量、有速度即可，无须损失在试错中的效率转化成了发展速度。撇开意识形态不谈，“不争论”的经济合理性也来源于此。在这个历史阶段，政府强势主导的一些特点，如：集中力量办大事，产权弱约束，不追求市场效率，忽视风险、甚至低人权就成为了经济发展在承接技术转移阶段的优势。这一点也得到企业家认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就是最好的证明。

　　如果说过去30年，政府“因势利导”的“势”，从最宏观的层面上指的是相对清晰的、明确的中国和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差距，而接下来中国将面临的是未知的、技术创新中各种不明确的“势”。首先，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经济差距、工资差距都会缩小，技术转移的收益就会变小，技术转移对经济的拉动就会变小。这个时候源于创新的经济驱动就变得非常重要。如何面对创新、产业方向选择中的不确定性就变的非常重要。然而，这恰好是过去三十年成功的“中国模式”所不擅长的。这是因为地区竞争机制是基于政府官员的短期目标，而企业家创新需要的是长期稳定的预期。

　　有为政府VS良治政府？

　　林毅夫提倡的是有为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助推经济发展。产业政策，本质上是政府行为对于产业发展所做出的技术选择，瞄准的是技术前沿。当一个经济体与外界的技术差距越小，面对的技术不确定就越高。应对这一变化的，首先就是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学术自由。技术改变带来的生产力、社会组织生产形式的变化，产业升级中所要求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则要求的是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的学术自由。对政府的廉洁、透明、高效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过，现实并不乐观。

　　以新能源车为例，新能源车是未来一个可能的方向，但审视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政策，不难发现诸多尴尬之处。在最近曝出的丑闻中，补贴电动汽车的300亿预算中，有100亿涉及骗补。掌管补贴的官员真的傻到如此程度吗？当然不是，这其中必然存在官商勾结，合谋骗取补贴。

　　而对比看网约车政策。最近美国最高法的判决基本上从公民权利的角度确定了Uber未来的前景，使之可以确保稳定的经营预期，从而加大在无人驾驶、智能交通领域的投入。某些时候对网约车政策的更开放原则考虑的不只是租车这一个行业。

　　还有一些项目，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甄别而不是市场甄别，是政府强制而不是市场协商所造成——并不能如林毅夫教授所设想的那样解决外部性，反而强制、无偿转移外部性，最终积累风险、造成无效投资。

　　张林二人关于中国产业政策的争论，这是一件好事。不过，相对而言，这场争论是抽象而“无害”的。如果前述的产业争论不能出现在大众面前，就意味着中国的产业政策缺乏一个科学、透明的决策基础。

　　显然，这些现象，反映的正是一国产业政策效率所依赖的真实的外部环境。

　　林毅夫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的，但是，面对新的技术、经济阶段，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正在逐渐变成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障碍。历史中积累的经验无法面临新的形势，况且这历史才仅仅30年，刻舟求剑的把30年的经验变为理论，进而指导以后30年的经济发展，也会遇到诸多问题。所以，中国前三十年的成功，所谓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并不能为中国在后几十年产业政策的效率背书。

　　林毅夫曾说过：“我从来就认为，谈论政策问题与讨论纯粹的学术问题是不一样的。谈论政策问题，只能从当下你所拥有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出发”。这个边界一定包括一个国家的现实状况。产业政策并不是在真空与黑板之上，它的效率依赖于真实的政治环境。

　　这正是林毅夫最令人“费解”之处，他仅仅谈一个有为政府可以帮助后发国家实现赶超，但没有论及这样的有为政府是什么样的。可以清楚确定的一点是：在当下的中国现实中，谈“有为”政府的产业政策，不能对“良治政府”避而不谈。

　　政府清廉程度、公民权利要素反映的产业政策的真实成本，这都是良好、高效的产业所需，从这个角度看，有为政府必然是良治政府，如果更精确的话，这里的良治指的是针对创新阶段的，而不是技术转移阶段的。

　　所以，对于张维迎的观点，林需要回应的不仅仅是论述“产业政策是必要的”，还需直面社会与政治现实，谈谈面对缩小的技术差距，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中，一个有为政府对政府本身的要求是什么。这既是现实学术的必然，也是经济学家的良知。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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