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官方消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于12月14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召开当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述评，中国经济“新方位”的提法首次进入公众视野，中国经济在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历程中进入了一个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

　　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阶段，站在新方位上，中国经济还面临哪些问题？将会延续什么样的走势？如何有效推进改革？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

　　田是国内知名的市场派经济学家，第十六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家获得者。他认为，在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及更好发挥政府在维护和服务方面的作用，处理好发展和治理的逻辑。

　　预计明年GDP目标下调

　　《21世纪》：中国经济的“新方位”，首先表现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总量和基数变大后做不到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未来的经济会怎么走？是否会下调目标？

　　田国强：2016年中国经济有回稳态势，但我认为，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相比，6.7%的增速还有较大落差，中国经济本可表现得更好。

　　尽管未来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进入下行通道，但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在近些年差距过大，超过两个多百分点。能否减小这样的不正常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改革的成效。

　　如果改革能够在短期内得到有效的执行及政策应对恰当，则在“十三五”时期，平均潜在增长率仍能维持在7%左右，从而实际增长率可以有一个接近潜在增长率的增速。相反，如果改革陷入停滞，则实际增长率将出现较大的下滑。

　　展望2017年，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不明，尤其发达经济体中以欧盟内部动荡和美国总统换届可能引发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多，使得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很难借助外力回暖。

　　当然，中国面临的最大的风险还是许多部门没有真正按照中央决议精神进行深层次市场化制度改革和应对当前的经济下滑，没有解决是政府还是市场，是国企还是民企这样“谁去做”和“怎么做”的关键性、方向性问题。很多部门和地方政府大搞“空对空”和形式主义，各种新概念和文件层出不穷。

　　我们预期，2017年的增长目标数据会有所下调。

　　《21世纪》：你说的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这些年差距过大，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田国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本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这种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经济结构的失衡，驱动转型滞后。具体体现为需求结构失衡，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关系的失衡，内外需关系的失衡；产业结构的失衡，高耗能、高污染产能严重过剩，制造业大而不强，产品质量不高，创新不足；市场结构失衡，缺乏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企业。

　　二是体制结构的失衡，发展逻辑错位，主要体现在“三重三轻”——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当前经济下滑压力大主要是由于政府主导动力枯竭，地方财政不具有可持续性；国企产能过剩挤压民营经济，资金继续流向本来就充裕的国有企业，重复投资、无效投资的累积，造血机制不足；加上政府施政过程中出现的严重不作为的问题，及对“新常态”的理解偏差等多重原因造成的。

　　三是治理结构的失衡，治理逻辑失灵，也就是决议、决策和下面部门和地方政府执行力差距大的失衡。许多部门和地方政府没有真正遵循中央决议精神，特别是没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的方向改革。

　　要扩大有效市场制度供给

　　《21世纪》：贯穿2016年经济政策主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去产能和去库存都带来了相应领域的价格暴涨，你觉得明年的改革执行中应该侧重什么方面？

　　田国强：显然，靠政府以行政手段代替市场人为地层层分解任务式地去产能和去库存，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成效。并且可能会出现激励扭曲，把一些效率高的民营企业打压下去，而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乃至僵尸企业却仍能获得各方面的支持。

　　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根本的还是扩大有效市场制度供给，应以深层次市场化制度改革为内涵推进，并让各种所有制公平竞争。以此提高市场效率，建立维护、服务型有限政府，提供各种所有制公平自由竞争的环境，提振民间信心和民营经济大发展。这才是中国同时处理好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以及应对当前经济困境的标本兼治的必要之策。

　　《21世纪》：今年学界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也备受关注，如何通过产业政策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田国强：对于一个转型经济体而言，创造一个合理的竞争性市场制度环境，要远比制定实施“精准”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或具体的产业政策来得更为重要。

　　创新驱动发展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不是靠有为政府、靠国企，而是靠市场、靠民企。所谓创新，首先就意味着打破循规蹈矩，这就必然蕴含高风险，尤其高科技创新更具有高风险特征。一旦成功就会有相当可观的盈利回报，从而能吸引更多的资金前赴后继地往里投。

　　对国企而言，由于先天缺乏承担风险的激励机制，不可能去冒这样的高风险。而对于民营经济，由于追求自身利益的强烈动机，是最敢于冒风险的，从而最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力。

　　有限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护和提供公共服务。中国离有限政府的定位还很远，因而需要通过市场化制度改革取向来建立有限政府和现代市场制度，以此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解决中长期的发展和治理问题，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长治久安。

　　(原标题：田国强：中国经济“新方位” 须处理好发展和治理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