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具有独特的优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林毅夫

　　谈中国经济发展，不管是在国内还是海外，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在2016年到2020年间，GDP平均每年增长6.5%以上。

　　6.5%以上的增长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这关系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能不能比2010年翻一番。这对世界来讲也非常重要。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现在全球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那么，中国是不是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这是大家对6.5%这个指标非常关心的原因。

　　发达国家可能陷入长期停滞

　　2016年到2020年平均每年增长6.5%，与从1979年到2015年平均每年增长9.7%比，已经向下调整了30%。照理说，这个调整的幅度不小，那余地应该比较大，实现起来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可是大家为什么心里还没底呢？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率自2010年以后逐年下滑，2015年是6.9%，这是1990年以来最低的。而且，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出现连续六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今年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是6.7%，现在看来，全年也就是在6.7%左右，比6.9%又下滑了0.2个百分点。而过去三十多年，虽然每年都有波动，但经济下滑期一般就是两三年，之后经济增长就会回升。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底部在哪里呢？会不会突破“十三五”规划所讲的6.5%？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为什么2010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逐年下滑。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转型国家，肯定有不少自己内部的问题，包括我们的经济体制，比如说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还相当高。国有企业表现欠佳，被不少人认为是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另外，我国的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但很多措施还没有完全落实。既然市场没有完全发挥作用，资源配置就会有问题，因此有人认为，这是我们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另外，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也是切实存在的问题，而解决问题就要付出代价。也有人认为，这是我国经济增速连续七年下滑的主要原因。

　　我认为，上述问题都实实在在地存在，也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我们的经济绩效，我们应该发挥定力，下定决心来改革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必须在全球变革下来看中国经济。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按照汇率计算。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影响世界，同样，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会深深影响中国。

　　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以后逐年下滑的时候，我们要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表现怎么样。

　　比如说，跟我们同等发达程度的金砖国家做个对比。我国在201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10.6%，2015年是6.9%；巴西在2010年时候是7.5%，2015年是-3.8%，下滑的幅度比我国要深得多；俄罗斯在2010年时是4.5%，2015年是-3.7%，下滑的幅度也比我国深得多；印度2010年时是10.3%，跟我国的10.6%在同一个水平，2015年为7.6%，比我国的6.9%好像高一点，但它也同样是从10.3%降到7.6%，态势跟我国完全一样。而且，我们看印度2015年7.6%的增长的时候，要考虑两点因素。一是它2012年的经济增速下滑幅度比我国深，我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10.6%降到2012年的7.7%，印度则是从10.3%降到5.1%，印度现在经济增速高一点，有所谓触底反弹的因素。二是印度在2014年底调整了国民经济统计方法，这个调整让印度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一个百分点。如果把这两个因素考虑进去，那么印度2015年的经济表现并不比我国强。在这些金砖国家，不存在所谓国有企业比重太高的问题。他们中有的本来就是市场经济（像印度、巴西），有的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进行了彻底的市场经济转型。他们也没有我国存在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但他们的经济表现跟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还糟。

　　我们再来看东亚那些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比如说新加坡。2010年，新加坡的经济增长速度是15.2%，2015年则是2%，下滑的幅度比我国深。我国的台湾201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10.8%，2015年只有0.7%，下滑的幅度同样比我们深。韩国201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6.5%，2015年是2.6%，下滑幅度也非常深。这些高收入经济体不存在所谓体制机制问题，但他们的经济表现很糟。

　　进行了这样一番国际比较之后，我们就能发现，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都下滑了，那必然是有共同的外部问题、共同的周期性问题。

　　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发达国家的经济也没有完全复苏。发达国家在危机前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在3%到3.5%之间，但2015年，欧盟经济增长速度只有1.3%，下滑了两个多百分点。日本推出安倍经济学，想加快复苏日本经济，但201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有0.5%。在经济慢增长的状况下，欧洲、日本的失业率维持在高位，家庭收入增长也缓慢，消费增长疲软。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经济表现似乎比较好，但2015年经济增长速度也只有2.4%。美国的就业状况似乎比较好，现在失业率达到了危机之前的水平，大约在4.9%上下。但是，在考虑美国失业率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了解美国是怎么统计失业率的。美国的劳动者如果失业，有一个月时间不去找工作，他就算退出劳动力市场，也就不在失业统计之内。因此，要了解美国的就业状况，需要参考另一个指标——劳动参与率。目前，美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比危机前低3个百分点，为什么这些有劳动能力的人不去找工作？因为他们找不到工作，干脆就不去找了。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将是处在历史高位的8%到9%之间。从家庭收入增长等各种统计指标来看，美国的家庭收入状况跟危机之前基本没分别。而且，这次危机在美国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其家庭负债过重，危机发生以后，很多家庭要在收入不增长的情况下省钱还债，因此美国的消费增长非常疲软。

　　这些发达国家是世界需求的主要来源，由于失业率高、家庭收入没有增长，导致消费需求乃至整个世界需求疲软。危机之前世界贸易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两倍以上，在危机爆发以后，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而世界贸易增长率比世界经济增长率还要低。这当然会影响到每个出口比重较大国家，例如中国、其他金砖国家、东亚那些高收入经济体。就我国来讲，从1979年到2014年，平均每年的出口增长率达到16.4%，而2015年是负增长，下滑了2.8%。今年上半年，我国按美元计算的出口增长率下滑了7.7%。这种状况当然会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增长。

　　出口之外，投资增长也是拉动经济的重要动力。大家知道，在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每个国家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启动需求、创造就业、稳定经济。我们国内有“4万亿计划”，其他国家也有或多或少的积极财政政策。但这些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项目，在5-7年之后都已经建成了，而国际经济还是没复苏。如果没有新的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投资项目，那投资增长必然下滑。以我国来说，在“十一五”规划期间（2006年到2010年），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率是25.5%。在“十二五”期间（2011年到2015年），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是18.8%，下降了7个百分点。而且，“十二五”期间的后几年下降得更多， 2015年的投资增长率只有10%，考虑到投资品价格下滑的因素，真实的投资增长率也不过12%，比“十二五”期间的平均18.8%还是下降了6.8个百分点。这种状况当然会影响经济增长。

　　那么，拉动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近年国内消费增长状况还比较好，因为我们的就业、家庭收入增长等方面的状况比较好。以去年为例，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6.9%，家庭收入的增长率是7.5%，后者比前者高了0.6个百分点；消费增长率也维持在8%左右。其他经济体出口、投资增速下滑的情形跟我们一样，但收入、消费增长的情况比我们差，所以，他们的经济表现就比我国差很多。

　　整体来看，我国经济增长率连续六年下滑，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些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那么，展望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就要看发达国家的经济是不是会复苏，以及要看国内经济自身增长的动力到底怎么样。

　　从外部来看，发达国家很可能陷入到了长期的停滞。——这是现在国外经常讨论的问题。为什么发达国家可能陷入长期的停滞呢？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发生金融经济危机，一定是内部有结构性问题，只有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才能完全复苏。这在发达国家是有共识的，从2008年到现在有七年的时间，他们每年都在谈结构性改革。但是，结构性改革一直落实不下去。

　　发达国家最主要的结构性改革内容是什么？是要减少福利、金融去杠杆、政府减少财政赤字。减少福利就会减少消费，金融去杠杆就会减少金融机构以贷款支持企业和家庭的投资和消费，减少政府财政赤字也会导致投资消费减少。总而言之，如果发达国家要推行结构性改革，就必然要减少投资、消费，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随之往下调整。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已经非常低了，再往下调的话，失业率必然增加，而他们现在的失业率也已经很高了。那么，他们推行结构性改革就会遇到政治方面的压力。这是为什么日本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以后，到现在已经25年的时间，结构性改革一直落实不下去的主要原因。安倍上台以后提出安倍经济学，要发出三支箭，第一是用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日本的汇率，第二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启动国内的需求，第三是进行结构性改革。安倍上台已经三年，前面两支箭都发出去了，但第三支箭却射不出来。现在，发达国家很可能都像日本那样陷入长期的经济增长疲软。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想学习中国经验，我们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说美国再次伟大，他也想学中国用基础设施来启动国内的需求。即使他实施这样的政策，可能使美国的经济好一点，但美国经济只要稍微好一点就要加息，而美国加息就可能导致其他国家的金融与经济遭遇很大的压力、发生很大的波动。

　　以补短板投资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入点

　　我们判断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总体来讲，外部环境会相当不好。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经济增长只能靠内部动力。从内部来看，中央在几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中都提到，要适度扩大总需求。但我们与国外不同，适度扩大总需求可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五大内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完全可以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补短板结合在一起，而且，这也会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有利条件。

　　补短板的第一个方面是产业升级。中国经济有着许多难题，其中之一是产能过剩，但是，过剩的钢筋水泥、平板玻璃都在中低端行业，我们可以进行产业升级，而且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2015年，我们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就达到1.2万亿美元，这些进口产品的质量应该比我们国内的高或者是我们国内不能生产的，那样我们才会进口。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些领域产业升级。要产业升级就要进行投资。

　　补短板的第二个方面是完善基础设施。这些年，我们的基础设施确实建设了不少，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我们的基础设施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国内的基础设施还有非常多的缺口。比如说，大城市交通非常拥挤，说明地下交通还是严重不足。另外，今年六七月份下了几场大雨，全国有1000多个城市被水淹，说明我们地下管网不足。这些领域都还可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补短板的第二个方面是改善环境。这些年经济发展快，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严重。我们要推行绿色发展，同样也需要投资。

　　第四个方面是推进城镇化。现在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56%，发达国家则超过80%，所以，我国还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民要进城，政府必须提供公共服务，这些都是要投资的。

　　不管是从经济回报还是从社会回报来讲，上述投资的价值都非常高。这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跟发达国家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发达国家在经济疲软的时候，也去搞投资，但他们的产业已经处在全世界最前沿，很难找到新的投资机会，虽然有3D打印、电动汽车等创新，但一两项投资不足以拉动他们的整个经济。而中国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外国的基础设施也比较完善了，无非就是老旧一点。发达国家环境也好，城镇化也完成了。所以，发达国家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而我们还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

　　投资需要钱，从钱的角度来看，我国也是相对有优势的。现在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积累的债务占我们国内生产总值的57%，其中17%是中央政府债务，40%是地方政府债务。而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债务与GDP的比例普遍超过100%。这意味着，我国财政政策可利用的空间比其他经济体要大得多，我们可以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撬动投资。我国不仅政府的财政状况相对较好，民间储蓄也占到国内生产总值近50%，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所以，我们可以用政府的钱撬动民间的钱去投资。另外，我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是全世界最多的。进口机器设备、原材料需要外汇。其他发展中国家跟我们一样有好的投资机会，但他们可能财政状况不好、民间储蓄低，或者是外汇储备不足，这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

　　如果把这些有利的资源用起来，我国可以保持适当的投资增长率。投资适度增长就会创造就业，使就业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而就业好，家庭收入的增长就会比较快，进而消费状况会比较好。如果投资和消费都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我相信，我们完全可以实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经济平均每年增长6.5%以上的目标。

　　而且，从补短板的投资作为切入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会有良好的条件。补短板的投资需要钢筋、水泥、平板玻璃，那过剩的产能就会减少，去产能就容易了。再看去杠杆，现在杠杆率最高的就是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如果需求增加、价格上升，企业就有更多收入用于还债，杠杆率就会下降。去库存方面，主要是房地产库存，而房地产的需求很大程度取决于家庭的未来就业与收入增长情况，如果就业与收入的前景好，他们对房地产的需求就多，这有助于库存减少。

　　因此，我们有信心，平均每年6.5%以上的经济增长目标一定能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目标一定能实现。我国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为世界的15%，每年6.5%以上的增长可以为世界的增长贡献一个百分点，世界的经济增长也就3%左右，所以，我们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仍将保持在30%以上，中国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本报根据作者在北大国发院主办的首届国家发展论坛上的主题演讲整理，经作者审阅修改。）（编辑 欧阳觅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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