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我国一年一度最重要的经济会议，对明年经济工作总基调、政策思路和工作重点作出了系统部署。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呈现出的四方面突出亮点，意义重大，让人印象深刻。

　　亮点一：确立了适应经济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

　　过去的三年，每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会有一个十分醒目的关键词。2013年的关键词是 “三期叠加”，2014年的关键词是“新常态”，2015年的关键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今年似乎没有突出鲜明的关键词。其实，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某种程度上是对过去四年经济运行的认识和工作实践的总结。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的速度、动力和结构都出现了不同以往的变化，三期叠加下经济发展告别了过去的高增长，中央将这种经济发展新阶段概括为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着力回答了适应新常态下“怎么办”的问题。而贯穿其中的工作基调则是持续坚持的 “稳中求进”。这次会议明确提出，“新常态”是党中央对经济形势作出的重大判断，以新发展（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是中央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贯彻稳中求进是中央经济工作思想方法的重大调整，是新常态下开展经济工作基本方法，初步形成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完整经济政策框架。

　　亮点二：进一步明确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去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由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并在随后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作出了系统阐述。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今年进一步强调，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要加强激励、鼓励创新，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而且，明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但并不等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身，后者内容十分丰富，例如今年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实体经济等纳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

　　亮点三：把防控风险放到经济工作中更加重要的位置。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经济发展新常态，其实质是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是经济发展由追赶逐步走向成熟，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逐步转向创新驱动，收入水平由中等收入逐步迈向高收入的一个关键阶段。然而，这个阶段一个共性的挑战就是风险问题比较突出。高速增长期积累的问题，会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性调整而凸显出来。

　　表现为债务杠杆高企，资产泡沫化、企业投资意愿下降、人口结构老化、地区产业分化、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风险，并相互叠加、相互影响，应对不好就会出现经济金融危机，导致转型升级长期无法实现，甚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主要指标呈现回稳向好的态势，但经济金融风险呈现进一步显性化、集中化态势，房地产泡沫化风险、银行不良贷款增加、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大、债券违约风险上升，部分地区困难增多等风险挑战不容忽视。比较近几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今年对风险问题的强调更重视、更突出，所用的篇幅明显增多。会议反复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最大的风险是看不到风险”，中央如此重视风险，本身就是一种利好。

　　亮点四：将建立正向激励机制作为推进经济工作的重要抓手。

　　近几年，不想干、不敢干和不会干的问题，常常被用来刻画经济新常态下企业家和各级干部的工作状态。这里面虽有经济发展新阶段不适应的问题，但更大程度上是原有的激励机制不适应新的环境条件所致。制度的本质是解决激励问题，好的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产生好的激励，使各类经济主体奋发作为、资源有效配置、收益合理分配。党的十八大以来，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强调规矩和法治的作用，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约束机制，并在实践中发挥了重大威慑作用。而这次会议的一个突出亮点，更加强调健全正向激励机制。突出抓住想干事、敢干事这两个关键点，促进干部创造性开展工作；旗帜鲜明地强调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抓紧编纂民法典，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保护企业家精神；进一步强调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即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可以说，改革要落地见效、微观活力要得到充分释放、创新源泉要加快迸发，都离不开严格法治约束下的有效激励机制。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