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前三季度，深圳GDP增长8.7%，高出全国2个百分点，并呈现逐季走高的趋势。

　　在经济新常态下，深圳是个被视作转型标杆的城市——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政府债务极低，几乎无过剩产能，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更是在不断上升。

　　深圳做对了什么？对其他地区又有何借鉴意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深圳前副市长、哈工大(深圳)筹建办临时党委书记唐杰，他指出，深圳最大的经验在于，30年坚持不懈地推进市场化、法治化。

　　从规模速度转向质量效益

　　《21世纪》：深圳的GDP增速并不是近几年最快的，却是公认的转型升级标杆城市，你如何总结深圳的经济表现？

　　唐杰：对比几年前，深圳的GDP增速在“十二五”期间跌掉了一半，但在速度下降中有效率的提升， 比较全国主要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和GDP的比值，深圳最低，大概是1块钱投资拉动5块钱GDP。其实这就是经济新常态下的转型，从规模速度转向质量效益。

　　《21世纪》：从投资拉动转向创新驱动，深圳创新产业的发展有什么可总结的经验？

　　唐杰：首先，深圳金融体系发达，创业者能获得足够的支持；其次，它形成了细分化的市场，创业者并不是一切都要从头开始；第三，深圳正处在一个大企业逐渐剥离的阶段，大企业员工成为创业主体，从而构成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一种互动。第四，深圳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全国做得最好的，这是对创新的法律保障。

　　另外，深圳有着开放的创新体系。在走向数字化产业的过程中，大企业带着越来越开放的要求。例如，手机开发模块，是合作的中小企业在做改变，而不再是简单的你设计、我生产的过程。中小企业要想保住华为供货商的地位，靠的也是能够跟上华为的创新步伐。

　　政府促进竞争

　　《21世纪》：很多人把深圳的成功归因于它的开放性，目前很多城市的开放性也在不断扩大，如何理解这种语境下的“开放性”？

　　唐杰：“开放性”其实可以这样理解，当政府对企业有了支持意识的时候，开放程度是受限的。当某些大企业获得若干定点支持、持续输血的时候，它的创新能力是减弱的，并且会影响到其他竞争者。深圳恰恰是避开了这样的风险，企业可以从政府获得资源，但一定是通过竞争的方式。深圳创造了一个内生的由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成长模式。

　　《21世纪》：从政府侧来看，深圳还做对了什么？

　　唐杰：深圳政府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的是，创新和政府行为是分开的。在三十多年的发展中，深圳最大的经验是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向不动摇。

　　华星光电就是个最典型的例子，这是深圳历史上最大的冒险行为。政府和TCL集团各出资一半成立这家公司，一旦亏损，政府承担一半的风险；但成功达产后，企业必须在几年内回购股份，政府全部退出。

　　当一个巨大的产业面临不可预测的风险时，政府做的事情就是减少风险，比如深圳政府建了若干重大实验室，但绝对不会具体参与到企业的活动中，也不会点名指定谁来做某件事，以保持行业内的高度竞争性。

　　当然，当政府有更多资源配置权限的时候，企业可能会制造伪竞争，但并不是因此政府就完全不可作为。

　　深圳政府的做法实际上是在高度市场化、法治化的前提下对重大产业的前瞻。可以看到的是，深圳几乎没有“翻烧饼”的情况，每一届主政官员更替，但重大的方针政策这么多年一直都延续下来。

　　这就是深圳长期坚持的科学决策原则，每一届政府官员的方案一定是依赖长期不断的研究、高度专业化的流程，包括前面所说的华星光电项目，这是其他很多地方看不到的深圳经验。

　　深圳要抑制“泡沫化”危机

　　《21世纪》：当前深圳面临的主要问题或挑战是什么？

　　唐杰：虽然创新在不断涌现，但新产业对于华为、中兴这些二十多年前出现的产业还远远没到替代的程度；大量传统、落后的产业仍然存在，占据大量的土地，这直接拉升了深圳的成本。

　　随着房价、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上升，会对人口集聚形成障碍，提高创新成本。所以当前的发展中，深圳有没有可能泡沫化？完全有可能，当成本上升速度远远超过创新的增长，泡沫就会出现，这是日本的前车之鉴。

　　要抑制泡沫化，深圳要靠走出去打破行政化的边界，它的能量已经超出了2000平方公里所能承载的。

　　当前的上海值得学习，它在长三角区域修桥修路，形成连续的空间，让一些产业能够走出去。深圳也需要把经济影响力和辐射力扩大，这涉及制造业离开大城市的问题，但城市化的过程一定是核心大城市第三产业化的过程。

　　(原标题：专访深圳前副市长唐杰：深圳经验：市场化、法治化为核心 开放的创新体系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