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最应该操心的不是增长速度，而是经济风险，我们不希望出现风险，所以要有下限、上限，如果做得好的话，我们能争取得到一个“L”型轨迹。要想得到长期的“L”型轨迹，就需要采取诸多改革措施。

　　●一方面通过改革使企业有一个更好的营商环境，降低五险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另一方面通过金融体制改革，降低融资成本，通过物流体制改革降低物流成本，通过行政性垄断改革降低用人成本等等，创造一个好的营商环境。只有推进改革，有了更好的营商环境和更好的体制机制，才能增强企业创造附加值的能力，扩大企业利润空间。

　　●对于那些对实体经济没有好处的金融创新，要有一定的控制。特别是在监管能力跟不上的时候，金融自由化的进度应该受到一定控制。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等著名专家在参加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办的“财经战略年会2016”时从经济“L”型增长、降低企业负担、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阐述了如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中国经济增长有望实现两个“L”型轨迹

　　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判断形势，遵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个大逻辑，引领它，用正确的促进方式，我们有望实现两个“L”型的轨迹，一个是近期的，还有一个是稍微长期一些的。

　　首先，我们不能指望“V”字型的经济复苏，原因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不是过去能够带来“V”字型复苏的需求侧问题，而是供给侧问题。如果说人口红利是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现在它的消失是不可逆转的，用这种动能回到原来的增长速度上也是不可能的。

　　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到达峰值，从2011年开始负增长。而且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次劳动力短缺的高峰，时间大概是在2017年左右，劳动力短缺的趋势不可逆转。

　　人口趋势不光通过劳动力供给影响经济增长，还通过劳动力供给短缺、工资上涨等影响经济增长。单位劳动成本等于工资除以劳动生产率，工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单位劳动成本就提高，加速向发达国家靠拢，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就会下降。劳动力素质、人力资本是靠新成长劳动力来改善的，不断的新鲜血液，他们受教育程度高，如果这部分人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存量的人力资本低的特征改善的速度就慢。因此预测人力资本的增量也是下降的。资本的回报率也相应下降。这些都是从供给侧降低潜在增长率的因素。

　　我们以前预测，2010年之前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10%左右，“十二五”时期平均为7.6%，“十三五”时期，在没有进行改革和经济刺激的前提下，潜在增长率平均是6.2%。潜在增长率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导致的，因此我们不能假设有一个“V”字型。

　　中国经济“V”近中期就有一个“L”型轨迹。“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下限和上限应该是什么样的？下限是按照“十三五”时期测算的，假如什么都不发生，正常趋势下，平均是6.2%。上限是在正常趋势基础上增加一些可能的改革红利，比如生育政策的调整、供给侧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可以使“十三五”时期平均达到6.7%。

　　设想一下，如果从明年开始改革红利逐渐显现，不用太高，今后四年平均保持在6.5%，最后会逐渐向上限靠拢。如果是这样的话，和这两条上限和下限相比，这条线接近于一个中近期的“L”型轨迹。从中近期看，“L”型轨迹的取得也得靠改革红利。

　　为什么要设上限和下限？设下限是必要的，如果突破了底线，突破了潜在增长率底线，就会出现周期性失业，下限是保民生的一个基本需要。如果超越了上限，就意味着一定是采用了经济刺激的办法，这样会导致增加的流动性无法进入实体经济，最后流向了那些和竞争力无关的产业，导致经济泡沫。

　　现在最应该操心的不是增长速度，而是经济风险，我们不希望出现风险，所以要有下限、上限，如果做得好的话，我们能争取得到一个“L”型轨迹。要想得到长期的“L”型轨迹，就需要采取诸多改革措施。

　　一是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产生两条明显的供给侧效应，首先可以提高劳动力非农产业的参与率。许多农民工20岁之前进城打工，到40岁的时候因为没有城市户口，缺乏长期预期，就会一点一点退回农村，至少损失了20年的劳动参与率。其次清除了制度性障碍，劳动力会继续从低生产率部门到高生产率部门。

　　二是“三去一降一补”。既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把资源配置得更有效率，还可以提高资本的回报率。

　　此外，教育、培训、增强人力资本、生育政策调整都可以增加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同时在需求侧也会有所帮助。比如农民工市民化会扩大消费者的总规模。

　　总的来说，无论是短期的“L”型轨迹，还是长期的“L”型轨迹都要靠改革，不能靠刺激。刺激只是“V”字型而“V”字型是有风险的。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降低企业综合成本须推动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挣不挣钱，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创造附加值的能力，二是成本的控制。如果创造高附加值的能力强，企业就会有竞争力，哪怕成本高一点也能承受。从微观的角度看，对企业也是一个考验。成本的控制既取决于企业自身，也取决于外部环境、体制机制，这不是完全由企业能控制的，与经济发展的阶段、经济形势的变化联系在一起。

　　当前，企业、行业及整个经济都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都在爬坡过坎，这个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创造附加值的能力还不是很强。整体来看，中国仍处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微笑曲线的底端，企业、行业附加值还不高。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要挣钱就相当困难，因为利润会比较薄。

　　另一方面，成本又上升得比较快，有些成本是到了这个发展阶段不可避免的，不是通过政府的努力可以解决的。比如人工成本的上升是经济进步的一个表现。如果工资不涨，那么经济的发展目的就丢掉了。还有环境成本，过去环境成本相当一部分是由社会来承担。一些企业在排放方面没有达标，有的污染物直排了，对企业来说节省了成本，但是体现在社会成本上，环境变糟糕了。控制污染对于企业来说毫无疑问，治污成本就得上升，这种成本上升不可避免。尤其在这个阶段，环境成本上升比较快，如果企业不能消化，就会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

　　还有一些成本的上升与体制机制有关，比如融资成本问题，由实体经济与金融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不顺导致的。现在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比较难，在金融体系中自己转，变成了钱生钱的游戏。首先要考虑为什么它不愿意或不能进入实体经济。这与金融体制有关，金融的垄断性还没有完全打破，尽管我国的市场化程度有了很大提升，但金融的垄断性依然存在。另外，金融监管方面，分业监管带来的监管套利会吸引相当一部分资金在金融体系中转圈。如果监管套利能获取利润，资金何必要去实体经济领域？因此，融资成本高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不到位密切相关。对于传统制造业来说，用电成本比较高，但是电价居高不下。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个奇怪现象，一边是电厂产能过剩，另一边电价很高。这就与行政性垄断联系在一起，说明改革还不到位。

　　这些都是与改革相关联的企业成本问题，怎么去均衡？其实还涉及到当前最令人关心的税的问题。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税收占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变化不明显，但是税收占利润比重的变化非常明显。因为利润变薄了，企业亏损了。从行业来看，利润大幅度下滑，这种情况下，税占利润的比重自然就上去了。其实是企业成本的上升挤压了利润空间，企业的利润空间变小，相对负担就加重了。

　　要解决企业综合负担重的问题，不仅仅涉及降税的问题，还必须要推动各方面的体制改革。比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的，社保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企体制改革。这些体制机制改革不全面推进，降成本仅仅依靠现有的降低税负，比如税率下调、社保缴费适当下调，阶段性的措施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依靠降税、社保缴费使企业有利润。所以，这个事情要两面看，一方面通过改革使企业有一个更好的营商环境，降低五险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另一方面通过金融体制改革，降低融资成本，通过物流体制改革降低物流成本，通过行政性垄断改革降低用人成本等等，创造一个好的营商环境。只有推进改革，有了更好的营商环境和更好的体制机制，才能增强企业创造附加值的能力，扩大企业利润空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六方面金融风险应引起高度关注

　　中国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也要关注到，当前一些处置风险、防范风险的措施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化解掉金融风险，只是把金融风险后移，而且在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下，金融风险的环境更加复杂。可以从六个方面对金融风险形势的复杂性做一些描述。

　　第一，既有金融市场的风险，也有金融行业的风险。从金融市场风险来看，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某种意义上是股灾。2016年中国债券市场违约案例急剧上升，无论是债券数量还是违约的个数都超过了历年的违约数量之和，金融行业风险加大。由于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市场准入的开放，导致竞争加剧，金融机构的经营压力不断加大，盈利能力下降。仅是2016年上半年，银行、证券、保险行业的利润盈利能力全线大幅度下跌。

　　第二，既有微观主体的风险，也有宏观金融风险。在资产荒背景下，投资主体纷纷加杠杆，而且在加杠杆的过程中，一些机构、投资人毫无顾忌。从银行角度来看，不良资产和不良率高起。微观主体的风险还有人才流失风险，特别是国有金融机构，一行三会金融监管部门人才大量流失。宏观的金融风险也在加剧，比如汇率波动、人民币贬值压力阶段性加大。资金、资本外流压力增大，外汇储备已经从顶峰的39000多亿下跌到3万亿以下。

　　第三，既有国际因素导致的金融风险，也有国内因素导致的金融风险。国际因素的风险，比如美元加息，去全球化和贸易保护趋势强化，世界政治格局不稳定带来的对欧元区稳定性的担忧，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复杂多变。国内的因素包括消费投资不振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企业经营环境不佳、特别是市场预期模糊和不稳定导致了金融市场过于敏感和脆弱。

　　第四，从国内因素来看，既有金融体系外部因素所导致的风险，也有金融体系内部因为体制、监管机制、调控管理政策的缺陷带来的内生性风险。金融体系外部风险，比如在化解过剩产能过程中会带来不良资产的压力。另外企业的违约，房地产市场的振荡，都对金融风险带来很大影响。金融体系内部，由于体制的问题、监管机制的问题、调控政策和管理政策的问题等造成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缺陷明显，风控能力严重不足。

　　第五，既有单个行业风险，更有跨行业交叉风险。从交叉风险来看，随着金融产品的创新和资本市场不断开放，外汇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内部不同业界之间的风险传递更加复杂，使得监管部门更不容易尽早察觉风险。互联网金融因为具有交易主体多，交易链条长，隐蔽性强等特点，其产生的风险一旦爆发，影响力、破坏力都非常大。

　　第六，既有短期金融风险，也有中长期金融风险。例如，对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置换，短期内解决了地方政府债务压力，降低了风险爆发的危险性，但体制机制和透明度却没有明显提升，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盲目性可能会加大。

　　针对复杂的金融风险形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的时候，特别提出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这是非常重要的决策。

　　防范金融风险主要做好六方面工作。

　　第一，由被动的堵风险的方式转向更加主动的寻找漏洞，加强预防性措施。对于那些对实体经济没有好处的金融创新，要有一定的控制。特别是在监管能力跟不上的时候，金融自由化的进度应该受到一定控制；第二，调整风险承受能力；第三，治理金融风险重点不能仅注意金融体系自身，需要内外并重。一是改善实体经济，二是推进国企改革，三是调整监管架构；四是加强政策协调性。比金融监管部门合并更重要、更紧迫的是金融监管信息的共享。怎么样做好跨市场动态的风险监控，建立这样一个监控体系是更紧迫的事情；第五，加强政策定力，正确引导市场信息，特别是向市场传导清晰、准确的信息，监管部门强化和市场的沟通；第六，防范金融风险需要金融体制的改革加以配合。

　　(原标题：社科院、财科院、国研中心专家谈：降成本防风险深化供给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