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培育壮大经济新动能”作为2017年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来部署，这一方面表明，实体经济在新一年的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另一方面表明，2017年也是中国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决战之年。

　　经济实质企稳须实体经济“蜕变”

　　中国经济呈现企稳向好的发展势头。统计数据显示，制造业投资超预期反弹，2016年1-11月，中国制造业投资累计增速3.6%，其中11月大幅跳涨，同比增速达8.4%。制造业PMI指数11月上行至51.7，创逾两年新高，12月进一步上行至51.9.2016年1-10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8.6%，钢铁、有色、煤炭等上游企业利润改善较为明显。工业结构有所优化，2016年11月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6%和10.5%，万事达卡财智BBD中国新经济指数(NEI)为30.4，环比上涨1.2个百分点。

　　但2017年对制造业反弹的力度和可持续性不可盲目乐观，需要累积更有力的升级与发展动能。

　　一是从驱动力量来看，制造业的反弹，除了依赖出口状况的边际改善，很大程度上是因基建加码拉动，2016年10月国家发改委批复以轨道交通为主的投资项目超过2900亿元，11月批复的铁路项目达4829亿元。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的信号来看，2017年将难以继续靠基建投资来支撑制造业的反弹。

　　二是工业企业盈利改善的基础依然羸弱。工业企业利润改善主要由上游行业带动，而上游行业利润的改善主要受益于产量控制带来的价格上涨，这又使中游行业的利润进一步受到挤压。进一步看，2016年第三季度以来企业利润上升主要来自国有企业利润的大幅改善，而私营企业利润增速有所下滑，但国企利润改善受行政力量驱动较多，整个制造业的利润增长基础并不牢靠。

　　三是民间投资有待进一步改善。2016年11月当月我国民间投资增速为4.9%，较10月下跌了0.9个百分点。目前，民间投资增速已经基本稳定，暂时缓解了市场的担忧。但民间投资的明显回暖可能还需要等到政府对部分高回报领域的放开以及资金“脱实向虚”的现象有所改善。

　　促进“脱虚向实”取得实质性进展

　　“脱实向虚”是近几年中国经济最令人关注的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为，货币增速较快而经济减速、下行压力不减；金融资产总量不断膨胀，但投资效率不升反降；资产价格过快上涨，而商品价格较低甚至负增长。2014年7月政府首次提到“脱实向虚”，要求促进“脱实向虚”信贷资金归位。自2015年下半年以来，货币供应量M1与M2增速的剪刀差持续扩大，反映货币并未有效传导到实体经济。

　　“脱实向虚”的状况不利于实体经济成长，也背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这种现象必须改变，但同样任重道远。

　　从企业层面看，由于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保成本、体制成本等上升，带来经营成本进一步上升和盈利下降，作为应对，许多民企不得不转行投资房地产或金融，国企多选择加杠杆，国企杠杆率(负债/GDP)达到114%，2016年1-10月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利润同比仅增长0.4%，负债同比增长10.4%，负债增幅远超利润增幅，有专家预测2017年企业杠杆率水平还会继续上升。这表明，只要经济增速仍在回落，实体企业的盈利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观，企业投资实业的意愿就难有提升。

　　从金融层面看，在稳增长的既定条件约束下，有专家估计今后几年M

　　2的增速和信贷增速仍需维持在10%以上，这意味着实体经济的规模扩张仍然远低于虚拟经济。尽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改善供给，但由于货币的超发并没有给中低收入群体带来收入水平的大幅提升，M2的增长部分大多落到了高收入群体，这一局面不改变，“脱实向虚”趋势也难以改变。

　　从地方政府层面看，这几年号称要建成国际、国内金融中心或中部、西部金融中心的城市不胜枚举，且城市内的各区也竞相发展金融，尽管中央政府对“脱实向虚”非常担忧，但地方政府不仅不去抑制金融业的发展，还制定多种优惠政策来引进金融企业，通过给地、给楼、退税、给户口等手段竞相吸引金融企业落地。背后的根子还是以GDP为核心的考核导向，既然金融业来钱快，不仅可以拉动当地的GDP，而且还能增加税收，何况发展金融业还有利于节能减排指标的完成，何乐而不为。因此，要真正改变“脱实向虚”，必须从企业、金融和地方政府行为背后找原因，三管齐下，才能取得实效。

　　切实保护产权给企业家吃定心丸

　　中国经济奇迹的创造，来源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权利的开放，产权的保护与完善举足轻重。随着产权保护的范围不断扩大，产权保护主体的平等性不断增进，产权保护制度的内涵不断明晰，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非公经济已成为工业产值份额、就业和税收的主要贡献者。

　　但是，近年来，在某些地区出现了一批侵害非公有制经济产权的案件。具体表现在，公权侵犯私权比较普遍，包括直接侵占或通过司法手段侵占，造成企业家投资预期不稳；私有产权受到事实上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法律对私权的保护弱于公权，私权在与公权纠纷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产权保护政策虽有出台，但权利实施机制缺乏；权力介入造成私权和公权皆受到侵犯。这些问题已经造成部分企业家的恐慌，挫伤他们的创业积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出现了两个群体的民营企业家。第一代企业家在改革开放后摸爬滚打出来，以从事传统实业为主。第二代企业家在新科技革命中成长起来，具有全球视野并勇于追赶科技前沿。这两代企业家对产权保护的需求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如果不能合理解决产权保护问题，第一代企业家会丧失事业动力，或将资金转移至房地产等其他行业，或干脆移民海外，严重损害实体经济；第二代企业家所从事的创新活动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科技研发要求更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如果产权得不到平等保护，势必挫伤他们创新创业的积极性。而中国经济要从下行中走出来，产业转型升级要取得成功，产品质量要真正实现脱胎换骨，尤其是2017年要实现经济的向好，必须依托一批有担当、有远见、受人尊敬的企业家。

　　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回应了全社会尤其是企业家对产权保护的关切，引起了非常积极的效果。必须以此为契机，提振企业信心，增强他们投资和创新积极性。培育产权保护的社会意识和氛围，增强政府的契约意识，规范和细化司法、执法程序，增加司法与行政的公开性，完善民营企业公开公正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环境，建立权利开放秩序，赋予企业家参加政策决策的机会与权力。

　　着力打造世界先进制造基地

　　2017年的实体经济振兴将依托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而制造业能否为今年的中国经济提供动能，又依托于几个关乎中国经济生死的制造区域的走势。从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的产品空间来看，这些区域的制造业已经从森林中稀疏的区域向茂盛的区域扩展，制造品正处于从多样化转向质量提升阶段，只要不犯大的错误，这几个区域将从世界制造工厂转型为局部区域成为全球有竞争力的制造基地。

　　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排头兵和第一出口大省，广东的产业升级战略选择举足轻重，它将是中国从“世界制造工厂”向“全球先进制造基地”转型的主战场。一方面，广东可利用在世界制造工厂阶段形成的政策环境、企业家和产业工人队伍以及产品优势，提高产品复杂度，提升产品制造技术能力，形成以东莞和佛山为轴心的珠三角全球先进制造基地；另一方面，可利用深圳的体制、移民人口比重大、创新型企业密集的优势，提高创新的比重，形成几个世界级的创新性企业，提高区域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江苏省产业升级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外部投资者的去向，这些投资者(尤其是台资)主要依赖于廉价劳动力与土地的优势参与全球竞争。在成本优势逐渐丧失以后，如何留住产品复杂度较高的外部投资者，如何培育本地企业家的成长，如何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吸引更具竞争力的企业，是江苏面临的重大抉择。浙江的传统出口优势是基于“买全国、卖世界”的策略，大量产品并非由本地生产，产品升级也主要依赖于下游生产商的产品升级，可能的选择是，在提升市场转型升级的同时，依托市场形成的产品优势和企业家资源，促进本省优势产业的形成。

　　与前面三个省份不同，上海是一个城市经济体，未来的产业升级应结合上海的国际都市定位和城市升级进行战略选择。作为世界性都市，上海的产业选择将进一步提升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形成以文化和知识支撑的创新性城市和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世界金融中心。要实现从世界制造工厂向全球先进制造基地转变，就必须从产品多样化向提升产品质量转变。从产品空间上看，像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等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已经解决了产业和产品“有没有”的问题，产品复杂度也在提高，下一轮的产业升级重点是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在策略上，近中期的升级主要还不是由一种产业或产品转向另一种产业或产品，更要紧的是把已打造出的产业和产品做得更好，把已经能做、但还没有建立明显优势的产品和产业做强，不断攀登产品“质量阶梯”，建立一些有一定优势的产品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