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在体育领域，尤其是三大球领域的改革消息突然集体涌出。这是2016年11月原北京市委副书记苟仲文接替刘鹏出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后，国家体育总局最受关注的时刻。上任伊始，苟仲文就被外界认为肩负着按照中央精神继续深化体育改革的重任。

　　足球领域，苟仲文点名批评足协，要求一拖再拖的“中国职业足球联盟”必须在2017年3月份之前挂牌；篮球领域，有媒体报道体育总局对中国篮球发展作出10点重要指示，其中最重磅的就是酝酿姚明担任篮协主席并兼任男篮主教练；排球领域亦传出体育总局属意郎平担任新一届排协主席的消息。

　　体育系统一股重大改革之风正扑面而来。

　　此时距2015年2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已近两年。

　　无论是足球、篮球还是排球，中国体育的体制机制正在发生变化，然而，这个速度远远不够。在几个关键点上，仍然存在着滞后问题，它们也成了当前改革深化的难点。

　　1月5日，体育总局官网刊登了一篇题为《国家体育总局新闻发言人就足球相关问题答记者问》的文章，文中批评了包括外援天价工资等在内的中国联赛引援泡沫，表示将本着尊重足球运动发展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原则，综合施治；并建议中国足协采取相应措施。

　　也是在这一天，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下称“足管中心”)正式注销。这意味着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正式“脱钩”。

　　“‘管办分离’不仅仅是体育改革，也是事业单位改革，”足协内部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很多地方足球协会，还有行业协会，篮协、排协都在看着呢，他们都很关心，足球的改革将会改成什么样儿？”

　　新年传出的消息有真有假，但体育总局未来面临重大改革一事几乎板上钉钉。2017年既无奥运会又无世界杯，是个不折不扣的“体育小年”，但对中国体坛来说，这或是改革的重要时机。

　　1月9日，中国篮协换届会议筹备媒体通气会在北京举行，姚明和中国篮协副主席李金生共同担任“第九届中国篮球协会代表大会暨换届会议”筹备组组长。

　　不改革，就换人

　　对于姚明担任篮协主席的消息，目前各方看法并不一致。

　　前女篮国手、现担任NBA中国区官员梁馨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不乐观。

　　“篮协主席是事业单位，国家编制的干部，姚明的妻子女儿现在都是美国籍，显然是不适合在体制内任职的。其次，姚明在外面有那么多的广告代言，还有很多生意，自己还是上海队的老板，让姚明放弃一些商业利益去担任体制内公职，对姚明本人来说也太难为他了。”梁馨说道。

　　与姚明一样，郎平担任排协主席有着同样的障碍。虽然和蔡振华一样，都是中国体坛的功勋教练，但郎平有美国执教和生活的经历，在商业上也有许多代言和活动。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奥运夺冠之后，郎平出席活动和代言的身价猛增：出席一场活动的报价最高达200万元以上，广告代言费更高—让其像蔡振华一样进入体制担任公职，郎平要放弃的商业利益，恐有千万之巨。

　　从另一个角度说，在2017年，篮协、排协很有可能赴足协后尘，逐步与体育总局脱钩，成为纯粹的民间行会。除奥运周期的国家补贴之外，其余经费要靠联赛与商业运作自我筹集。换句话说，未来趋势是，体育总局对运动协会逐步放权，控制力逐步减弱，体育总局会越来越少通过直接空降官员的方式来对运动单项协会或管理中心进行干预。

　　也有预测认为，体育总局准备对篮协、排协进行脱钩式改革，此时搬出姚明和郎平两尊大神就是为了警示协会内抵制改革的人——如果不接受改革，就随时面临换人的风险。

　　而体育总局也注意到了外界的传闻，1月4日，其官网刊登了一篇题为《国家体育总局新闻发言人就体育社团改革发展接受记者采访》的报道。当中这样回应姚明担任篮协主席的消息：“优秀运动员、教练员是体育事业的宝贵财富，特别那些曾取得过优异运动成绩、在国内外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和较高知名度的体育人士，更是现阶段推动体育社团改革发展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和值得进一步挖掘的优质资源。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吸收他们进入各级体育社团领导机构、担任领导职务，既有可能性、又有必要性。”

　　“与改革精神不符”

　　“我的理解是这肯定不是来自他个人(体育总局局长局长)的批评，而是更高级别的领导对改革工作提出的速度和要求，”前述足协内部人士对时代周报表示，“足球改革还要继续加大力度”。

　　据《足球》报道，2016年12月的最后一天，足协在向体育总局汇报改革进展的时候，突然放弃此前一直讨论的“中国职业足球联盟”章程，重新拿出被体育总局否定的版本，引发了不满。

　　作为中国足球改革的重要部分，中国职业足球联盟的讨论经历了2016年一整年。足协上报体育总局深改小组的计划是在2016年年底前成立职业联盟，但在与俱乐部沟通中，足协始终坚持要对联盟进行督管，要求在主席等职务上拥有人事权，与俱乐部方面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苟仲文批评称足协应该放手，让俱乐部成为职业联盟的主体，不该插手俱乐部事务，这是“与改革精神不符”的。体育总局要求务必尽快成立职业联盟，2017年1月必须完成职业联盟的章程修订，随后进入注册程序，3月挂牌。

　　体育总局给足协领导的这份时间表是硬性的。体育总局同时还表示，联盟主席不能由足协任命。

　　不久后的2017年1月，中国足协职业联赛理事会执行局局长马成全透露，新的筹备工作正在上海举行，中国足协参与职业联盟的管理，将由俱乐部投资人推荐选举联盟主席，并最终讨论拟定的章程草案分发到中超、中甲的32家俱乐部，根据俱乐部的意见反馈，最快在2月底或3月，职业联盟就将正式成立。

　　前述足协内部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这次筹备只能算暂时求同存异，未来很多问题还需要继续探讨。

　　“对于谈判的僵局，看谁愿意去打破既得利益和原有利益之间的平衡，尤其是足协方面，原来掌控着联赛商务运营，就看它愿不愿意下放这些利益给俱乐部了。”他说道。

　　除了职业联盟章程，足协迈出更重要的一步是“管办分离”。这项改革随着1月5日足管中心正式注销而完成。

　　不过早在2016年2月末，新华社就报道称，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已撤销，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的脱钩基本完成。曾挂在足协办公地的“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牌匾也被悄然摘下，只留下“中国足球协会”一块牌子。

　　再往前一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中，就明确要求“中国足球协会与体育总局脱钩，在内部机构设置、工作计划制定、财务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国际专业交流等方面拥有自主权”。

　　虽然编制上脱钩，但足协的改革远远没有结束。目前，中国足球最大的商业利益来源：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主办权还握在足协联赛理事会执行局手里，商业利益由足协下属的中超公司和福特宝公司承接。以刚刚结束的2016赛季为例，这一年，中超联赛总收入就超过15亿元，当中包括10亿元的转播权—在2016年-2020年间，转播权会逐年递增。

　　不止一家职业俱乐部的管理层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职业俱乐部连年亏损，一方面和足球投入巨大有关，另一方面也和足协分配商业收入不平均有关。十年前，足协闹出过年底不分商业冠名费，给每个俱乐部拉一车啤酒作为年底分红的笑话。近年来情况已经好转，但中超俱乐部分到的利益依然有限：据《足球报》记者白国华《单刀-直击恒大足球王朝》一书中披露，2013赛季恒大的球场招商广告牌，每场比赛60分钟的广告收益归中超公司，后30分钟才归俱乐部。

　　仅广州足协完全脱钩

　　回顾这一年多的改革历程当中，广州足协秘书长梁伟明的形容是“阵痛”—每一步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在“管办分离”这一块，广州足协是不折不扣的先锋角色。2016年1月1日，广州市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撤销，广州市足协承接原市足管中心所有业务和职能。

　　“我们经常对中国足协也提出了各种意见，希望指导性文件政策性文件赶快出台，要不然地方改革很难推，也改不动，这是我们的经验教训。”他表示。

　　在广州市足协的先行中，改革后的工作主要在“人财物”的重组问题上，最难的是“物”，即国有资产管理和收益问题。

　　梁伟明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足球改革方案里面，都写上了国有资产由足协管理，但并没有说明收益如何分配，这成了这一年多困扰广州足协的问题。

　　据他介绍，经过广州足协与市体育局、财政局、国资委等单位和部门多月沟通协调，到了2016年6月28日，才取得广州市政府批复同意《原市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国有资产委托广州市足球协会经营管理方案》。

　　“改革在很多地方推不动，只有一个宏伟计划，两套人马两个牌子，仅在形式上改根本不是改革。广州已经是地方足协中走得最快了，这个方案是体育局委托我们经营管理，试运行三年。三年之后怎么样，只能走一步是一步了。”梁伟明说道。

　　在中国足协“管办分离”后，广州足协最关心的是，上级会否再出台一个国有资产处理的指导性文件。

　　同样没有上级明确规定，同样是方案迟迟定不下来，改制后员工薪酬问题，是广州足协另一个棘手问题。梁伟明透露，直到2016年12月薪酬方案出台之前，广州足协的员工除了象征性基本生活费用之外，没有其他薪酬。

　　最终，根据中国足协给出的大概参考，结合自身的情况，广州足协将全年1800万元收入中的58%用于员工薪酬。

　　“现在看起来员工反映不错，至少通过改革，让他们收到了红利。”梁伟明表示。

　　前述足协内部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事实上，足协的下一步也是员工薪酬改革。“这是最现实的。从体制内出来的，是否可以按照市场规律来定。”他说道。

　　“‘管办分离’这不仅仅是体育改革，也是事业单位改革，”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很多地方足球协会，还有行业协会，篮协、排协都在看着呢，他们都很关心，足球的改革将会改成什么样”。

　　体育总局或有重大改革

　　体育总局明令三大球加速改革，亦彰显了其内部改革动力。随着改革深入，各运动管理中心将来有望一一成立民间协会与体育总局脱钩，届时，体育总局或将承担新的使命。

　　事实上，近两年体育总局面临重大改革的风声时有传出。前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曾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每一个运动单项管理中心，就是一个下山的猛虎，都存在着极大的贪腐风险。如果运动管理中心继续一面拿着财政拨款，一面控制着这项运动在全国的开展，很难保证它干净。

　　体育总局内部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2014年10月，国务院推出重磅46号文《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之后，整个体育系统为之震惊：这则近年来关于体育事业发展最重要的指导性意见，从设想到起草、从制定到发布，完全由深改组和国务院牵头，体育总局未多参与。

　　而在上一轮反腐过程中，体育领域也成为了重灾区。足协官员成批落马、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身陷囹圄……

　　从苟仲文和赵勇赴体育系统履新，以及北京等地体育局任命的人士角度来看，越来越多的教育、文化领域出身的干部转战体育领域。

　　英国索尔福德大学研究体育产业的教授西蒙·查德威曾为中国足协工作。在他看来，中国足球的改革尝试是“独一无二”的。

　　“这种独特性来自中国已规划并实施的方针与策略，这种策略循序渐进并设定了相对合适的目标，例如直到2050年赢取世界杯冠军—这也是30多年后的事了。现在有很多关于中国足球俱乐部与外国球员签约的大肆宣传，但这些宣传有误导性，相比起在卡洛斯·特维斯(上海申花刚引进的阿根廷球星)身上投入资金，中国足球的发展方式需要更多思考。”西蒙·查德威表示。

　　除了关心中国足球改革的眼界与策略，西蒙·查德威还关心这种改革带来的一系列难以满足的期望。“实际上，大众对足球成绩的期望非常强烈，强烈到改革过程中的任何失败、疏忽或问题都会引来冷嘲热讽与苛责。若面对这种被广泛批评的局面，决策者很容易转变方向或放弃努力。大众短期欲求与中国足球长期渐进发展的利益有冲突，重要的是中国足球的领导者与管理者要尽快学会调解这种冲突。”他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