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会不会成为就业杀手？机器会不会夺走人的工作机会？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做出了一个非常乐观的预测：到2035年，中国数字经济总就业容量将从2015年的1.13亿个工作岗位增加到2035年的4.15亿个岗位，届时，光是阿里巴巴的贡献就将超过1亿个岗位。

　　1月10日，BCG在北京发布针对中国数字经济下的就业与人才研究报告，包含上篇《迈向2035:4亿数字经济就业的未来》及下篇《迈向2035:攻克数字经济下的人才战》。

　　BCG预测，到2035年，中国整体数字经济规模(e-GDP)将接近16万亿美元，对GDP的渗透率达48%，而在2015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4万亿美元和13%。根据BCG的定义，e-GDP包括与数字经济相关的个人消费、政府支出、ICT投资、ICT设备出口净值、C2C等。

　　上述报告撰稿人之一、BCG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阮芳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强调，中国的e-GDP规模和渗透率在国际上均处于较高水平。

　　她指出，这背后主要有两个驱动因素：首先，中国没有发达国家的科技“包袱”。欧美从3G到4G到5G的每次升级都耗费了大量资本投入，因此，只有在完全用光技术能量后才会去升级，而在中国，有些地方直接从3G升级到5G，移动互联实现了跳跃性发展。

　　除此之外，她认为，中国人口众多、城市密度高，也是中国电商发达程度远远高于欧美的重要原因。“在中国，不论是物流，还是衍生行业，都可以发展得很好。因此，数字经济给就业带来的正向作用也将比发达国家更多。”

　　据BCG预测，在德国，由于机器人辅助生产、无人驾驶物流工具的应用，到2025年，将削减约61万个组装、包装和生产类岗位，但同时将在制造业信息和数据技术领域增加96万个新就业机会，由此，仍将净增35万个岗位。这相当于德国百年老店西门子的全球雇员人数。

　　“在中国，电商业务可以跳过互联网，直接进入手机支付。这就是为什么淘工厂、淘宝村、猪八戒网等自由职业平台会在中国出现。”阮芳说。

　　激活效应大于消减效应

　　世界银行发布的《2016年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预测，中国目前55%-77%的就业岗位容易在未来因技能含量低而被技术取代，印度的比例为43%-69%，经合组织国家为57%。

　　对此，BCG报告指出，尽管部分就业领域会随着产业转型、商业模式变革消失，部分中低技能岗位也会被机器取代，但数字技术也会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和就业方式，其激活效应将远远大于消减效应。

　　以零售业为例，阮芳指出，在中国私人消费领域，尽管线上渠道正冲击线下渠道，但线下零售店导购的需求仍在增长。“这一方面是由于线上线下的整合互补，共同推动整体消费需求高速增长；同时，线下服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定位得以提升，不再过多介绍产品基本信息，而是提供高度个性化的非标准服务。”

　　除了产业不断升级能够创造新的岗位，阮芳指出，未来的就业主力军将是“数字原住民”，他们对新技术有一种天生的能力，擅长完成多重任务，并无时无刻不在使用信息技术进行信息交流和人际互动。“他们对数字经济的适应性将更高，因此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下岗。”

　　BCG报告指出，越来越多职场新军选择成为“斜杠青年”(注：选择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元生活的人群)——中国目前的自由职业者超七成为85后。

　　劳动力市场高素质人才短缺

　　与此同时，无法被机器大规模取代的人才技能的重要性也越发凸显。BCG报告指出，从存量来看，目前，中国高技能人才只占整体劳动力市场的4%，普通技能人才占20%，更多的则是无技能劳动者。

　　以数字化人才为例，在2016年秋季人才市场，IT管理/项目协调、软件/互联网开发/系统集成、硬件开发这类数字技术类职业占十大高薪职业的三席，从侧面反映了人才供不应求的现状。

　　从增量来看，占每年新增劳动力半壁江山的大学毕业生其技能、素质水平也不容乐观。“目前，高校提供的数字化技能培养，不管是前瞻性，还是实践性，都与企业用人需求存在一定差距，因此，短时间内高素质人才短缺的现象将继续存在。”报告撰稿人之一、BCG项目经理蔡菁容说。

　　面对数字经济就业的新趋势，阮芳建议，政府可以在以下方面制定优化举措：首先，从源头上改革现行大学及职业教育体系，提升高校人才和技能型蓝领的数字化应用等专业技能。第二，针对数字化时代的创新创业热潮，建立更完善的配套扶持体系，尤其是在融资、准入门槛方面提供支持。第三，针对越来越多的网络灵活就业人士，考虑在社会保障体系、税收缴纳上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和服务创新。

　　(原标题：波士顿咨询：2035年中国数字经济 将创造4亿就业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