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舆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展等情况高度关注。为使各方更准确地了解有关情况，1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请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介绍2016年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三去一降一补”初见成效

　　徐绍史表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7年任务更加艰巨，将坚持这一条主线，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向深入。2016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局之年，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成效：

　　第一，“三去一降一补”初见成效。2016年去产能的年度任务已经提前超额完成。钢铁去产能目标是4500万吨，煤炭去产能目标是2.5亿吨。这些产能涉及到需要重新安置职工：煤炭2.5亿吨的产能涉及到62万职工，钢铁4500万吨的产能涉及到18万职工。到去年年底，安置职工已经接近70万。钢铁工业协会会员企业2015年1~11月亏损529亿元，去年1~11月盈利331亿元，煤炭企业的利润也增长了1.1倍。商品房待售面积从去年1月份以来已经连续10个月下降。市场化债转股和企业兼并重组也在有序推进。实体经济的成本有所下降，重点领域的补短板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第二，政府、市场、企业做了大量实践探索，这些经验弥足珍贵。从政府来讲，不仅仅在于提前超额完成了去产能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具有探索破解深层次矛盾路径的意义。中国政府从制度供给入手来深化改革，探索建立了一些市场机制，比如说中长期合同制度、储备产能制度、增减挂钩减量置换指标交易制度、最低库存和最高库存制度、政府行业企业联手防范价格异常波动制度等。从市场来说，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更加充分，供需动态平衡，价格振荡波动，交易方式多元，市场的适应消化能力在增强。从企业来说，效益改善和转型升级的意义也非常重大。有一批企业兼并重组，最大的就是宝钢与武钢进行联合重组，成立了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产煤大省山西，拖欠职工工资大幅度下降，资产估值也大幅度上升。

　　第三，认识和工作在不断深化。各个层面、各个方面对“三去一降一补”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的认识越来越深化、越来越深刻，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的理解和把握也在进一步深化。从工作上来说，钢铁、煤炭去产能有序推进，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的去产能也在自觉推进，主动减量、优化存量、引导增量。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实体经济、培育新动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都在逐步跟上，这也是很大的成效。

　　第四，各方面给予积极评价。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国际上赢得了更多的认同，现在不少国家都意识到持续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对结构性改革更加关注和重视。一些知名的国际机构、媒体都认为随着关停落后产能、企业兼并重组、债转股、资产证券化等工作的推进，中国经济新动能已经开始聚集，今后一段时间会迎来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

　　在发布会上有记者问，“三去一降一补”进展如何，将采取什么措施进一步推进？

　　对此，徐绍史回答说，“三去一降一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重点任务。2016年总体设计已经基本形成，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工作机制基本建立，思想认识比较统一。前不久专门通报的江苏新沂“地条钢”和河北安丰公司违法违规建设的两个案例，震慑作用非常强。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按照国务院的部署，正在全面进行钢铁、煤炭落后产能的清理工作，在此基础上，更好制定2017年去产能工作方案。

　　去产能，应该更好地利用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手段，要有更加严格的技术标准和规范，更加严格的淘汰落后产能的标准，还要严厉地控制新增产能，严厉地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今年去产能除了钢铁煤炭之外还会扩围，有一些产能利用率很低的、过剩产能比较严重的领域也会纳入去产能的范畴。

　　去库存，房地产连续9个月库存都在下降。债转股降成本1万亿元。去年1000万以上人口脱贫。249万贫困人口的易地搬迁都已经完成，600万套的棚户区改造也已经完成，还有很多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的建设也有了很大的进展。现在碰到的矛盾是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三四线城市的高库存，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分城施策，最近房价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正在制定房地产业健康平稳发展的长效机制，包括一些法律法规和财政金融政策。当然，去库存还要考虑到有1亿人要进城，要把棚户区改造的货币化安置和城镇化过程中消除三四线城市的库存结合起来。

　　去杠杆，要利用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办法，进一步有力、有序地推进，这是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一定要遏制住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上升，绝对不能比现有水平再提高。第三个目标，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防止少量企业的恶意逃废债。

　　降成本，一是简政放权，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二是减税降费，今年会有更大的力度，尤其是要清理红顶中介的不合理收费。

　　补短板，以“十三五”规划确定的165个重点工程和重点项目为主体，通过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更好地撬动社会投资，特别是推进PPP，来补齐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的短板，更好地服务民众，保障民众的基本需要。

　　去产能要守住“四个底线”

　　有记者问，如何看待钢铁、煤炭去产能的同时价格上升的问题？

　　对此，徐绍史表示，去年在去产能过程当中确实碰到很多新的问题、新的情况，包括供需矛盾、价格波动等。在钢铁、煤炭去产能过程当中，国家发展改革委一直跟踪、分析、研判价格变化，发现价格的波动比较大。

　　对于价格变化的原因，徐绍史分析，主要有四大方面影响因素。一是前期超跌，即经济增速放缓的时候价格超跌；二是库存回补，由于经济运行比较平稳，企业需要回补库存；三是主动减产，钢铁和煤炭企业根据去产能的需要，压缩了产量；四是政策预期，大家觉得去产能力度在不断加大，可能供应量会减少，价格可能回升。

　　“但是总体上来看，供需的基本面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价格波动是短期因素的综合结果，符合经济稳中向好、需求增加的趋势。”徐绍史强调。

　　同时，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因素，比如说7~11月份，发电量增速是6.8%~8%，电煤需求增长。还有运力因素，公路和铁路的运力发生了一些变化。另外，去年10月份之后一部分资金流到了期货市场，影响煤炭价格。

　　针对这种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有关部门、行业协会等方面共同采取了措施。一是有序释放高效的先进产能，增加产量。二是引导煤电企业与煤炭企业签订长效协议或者合同，改变交易方式，起到积极的作用。三是规范煤炭价格指数的编制和发布，请相关部门介入，进一步规范编制环渤海动力煤指数和CCI指数等价格指数，正确引导预期。四是规范煤炭的经销活动，强化铁路的运输保障。

　　徐绍史同时表示，2016年，政府、协会、企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今年开展去产能工作是有益的。但是，今年去产能的要求会更高，“三去一降一补”任务会更重，压力也会更大。要进一步强化安全标准和落后产能的标准，一定要把“僵尸企业”作为“牛鼻子”，加快退出关停。同时要守住四个底线：安全生产的底线、妥善安置职工的底线、依法依规和诚信履约的底线，保证稳定供给的底线。

　　降低企业成本约1万亿元

　　在回答有关企业税负等降成本话题的提问时，徐绍史认为，既要看到绝对的成本，也要看到相对的成本；既要看个案，也要看总体；既要看成本竞争力的指数，也要看构成指数的具体数值，总成本当中还有分项研究和分析，这需要客观科学地分析比较，全面考虑上述这些因素。

　　徐绍史认为，我国宏观税负的水平总体上并不高，“我依然相信，我国市场是很有竞争力的，依然是外资最佳投资国之一。同时，我们也非常关注企业诉求，通过简政放权、减税降费来降低企业成本，去年一年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他举例说，1~11月份全国规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收入当中的成本同比下降了0.14元，主营业务收入的利润率同比提高了0.26个百分点。

　　徐绍史表示，去年我国降低企业成本约1万亿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减税降费。去年开始全面推进“营改增”，2016年为企业减少税负约5000亿元。通过清理涉企收费，特别是进出口环节的涉企收费、银行卡刷卡的收费定价机制等，涉企收费大概减少了560亿元。这样减税降费共有5500亿元。

　　二是企业用能成本减少约2000亿元。用能一方面是电，通过电煤价格联动、输配电价改革、鼓励电力直接交易、完善两部制电价等降低企业成本约1000亿元。另一方面，去年降低了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这样企业用气成本也减少了约1000亿元。

　　三是利息负担下降。去年1~11月份利息减少了约787亿元。

　　四是物流成本。通过航道疏通、枢纽互通、江海联通、关检直通四大畅通工程，公路甩挂运输、无车承运人等措施，整个物流成本降低了350亿元左右。

　　国家发展改革委2016年全年取消了13项行政审批，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的取消了152项，职业资格行政许可取消了222项，清理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192项，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等，制度性交易成本实际上也有所下降。

　　“我们会进一步关注企业的诉求，进一步完善政策，简政放权、降税减费，进一步减轻企业的负担。”徐绍史表示，企业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在用好国家政策的同时，也要练好内功，加强管理，努力降本增效，这样双方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企业成本下降就会取得更快的进展。

　　推进“放管服”：把监管变成服务

　　有记者问，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推进“放管服”改革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方法值得总结？

　　“‘放管服’是本届政府改革的当头炮，发改委加强‘放管服’的改革义不容辞。”徐绍史回答说，最近几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加大了“放管服”的力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国务院要求在本届政府行政审批事项至少减少1/3，这个任务前两年已经实现，还有一些正在报批的过程当中。如果再批下来，取消和下放的审批项目比例会更大。

　　二是减少企业投资的核准。国家发展改革委从2013年到2016年三次修订了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目录，大约减少了90%项目的审批。分年度看，2013年核准了企业投资的项目近250个，2014年下降到126个，前年有62个，去年只有55个，今年还会进一步下降。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

　　政府定价方面，目前97%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都由市场形成。这两年政府定价下放最明显的是药价——2015年下放了700多种，2016年又下放了2000多种。“药品的招投标制度、医保的内控制度以及国家取消药品提成的制度，完全可以控制药价，而且医药市场，特别是药品市场，已经形成了充分竞争的局面，所以这个价格也放得很快。”徐绍史表示，现在正在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所以取消和下放审批权，国家发展改革委是“尽心尽力、加大力度”。

　　在加强监管方面，简单地说叫“两张清单、四个平台”。两张清单：审批事项清单、权力责任清单，已经报到主管部门，获得批准就公布。实际上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内部已经在按照这两张清单实施。四个平台：一是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全国联网，从中央到省、市、县，所有的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和其他项目的备案都在这个平台上，而且可以实时跟踪。二是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现在已经归集了7亿条信息，每天在这个网站上面浏览和点击的已经超过100万人次。为什么对这个平台这么感兴趣呢？因为这个平台把市场主体和一部分自然人的信用信息全部整合，已经跟10个部门形成联合惩戒的安排，还要跟3个部门形成联合激励的安排。目前已经惩戒各类失信主体超过1300万人次。三是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从2015年11月份试运行，到2017年1月1日正式上线，工程招投标、土地出让、矿产出让、政府采购全部在这个平台上面，到今年6月份可以做到中央、省、市、县四级完全联网。四是全国12358价格监管平台。价格监管平台作用很大，一年有70多万次的咨询和举报。今年“双十一”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有关企业和部门专门制定了一个“反炒信”的安排。通过价格监管平台，最近处理了专门卖医药耗材的一家境外企业美敦力的价格垄断行为，罚款1.8亿元。另外还有一家外企涉及垄断，也进行了罚款。所以这四个平台对于监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按照三中全会的精神，政府要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不能再用手工作坊式的办法来管理，而应该采用现代信息技术。上述四个平台就是采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实时的、大范围的监管。

　　“更重要的是，要把监管变成服务。”徐绍史强调。现在凡是送到国家发展改革委来审批和核准的项目，都做到零遗漏、零超时、零投诉：凡是进了大厅的项目都在网上运转，没有遗漏；零超时，项目只要符合条件，评估30天，委内走程序20天，没有超过50天的；到现在为止没有接到企业或者地方政府的投诉。未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按照国务院的要求进一步深化“放管服”。

　　“双创”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有记者问，我国2016年在培育新动能、推动“双创”发展上取得了哪些进展？

　　徐绍史回答说，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的过程当中，“双创”确实取得蓬勃的发展，对新动能的成长，带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过去一年，创新驱动发展的成果非常大。同时，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与传统产业融合，带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也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是创新驱动产业迈向了中高端，一些叫得响、数得着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在2017新年致辞当中，习近平总书记也点到一些重大的成果，比如中国“天眼”，贵州500米直径望远镜投入使用。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计算速度在全球首位。神舟天宫交会，探索一号深潜器也已经超过1万米，我国自行设计的C919不久也会交付飞行。还有中国的两张名片，高速铁路和核电，技术都有突破。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也加速兴起，分享经济新模式广泛渗透，正在从生活资源向生产资料资源方面延伸。

　　二是新兴产业领跑创新增长。前11个月，高技术制造业和创新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0.6%和10.87%，都是两位数，比规上工业高出接近5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创新产业的发展对整个产业链的带动、牵引的力量是很大的。

　　三是创新创业全面推向纵深。我国去年设立的28个双创示范基地正在加快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取得了突破，新兴产业创投引导基金已经投入运行。创响中国巡回接力覆盖了17个城市，双创周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举行了5000多场活动。“双创”生态明显优化。《全球创业观察》杂志对中国的创新创业作出的评估显示，我国早期创业活动指数为12.84，位居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前列。“双创”主体的量和质共同提高。前11个月新登记的市场主体已经超过1500万，同比增长了14%，企业和科研机构成为“双创”的主力军，创业投资也日益扩大。前11个月，募集的资本量是2015年的1.73倍。“双创”平台服务提升。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纷纷参与“双创”平台建设，“双创”平台进一步向服务化、精细化、专业化转换。“双创”催生了大量优质企业，也加速了科技成果的转化。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又带动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徐绍史表示，前不久公布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等文件会进一步促进创新驱动战略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

　　支持企业“走出去”不会改变

　　有媒体报道称，中国企业在2016年的跨境并购交易额超过了2000亿美元；中国政府给予了外国企业在华公司超国民待遇和补贴，影响到了公平竞争。

　　对此，徐绍史回应说，今年1~11月份，我国非金融类的境外投资已经达到161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55.3%，全年估计会达到1700亿美元。“至于境外并购是不是有2000亿美元的额度，我想大家能判断。因为整个非金融类投资也就是1700亿美元左右，这里面还包括一些绿地投资，并购数额肯定是没有这么大的。”

　　徐绍史强调，中国政府支持国内的企业，特别是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活动，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这既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也有利于推动与世界各国的务实合作。随着我国经济增长，企业“走出去”投资并购，在全球布局，是非常正常的。

　　“我们也注意到，在境外投资、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够理性的倾向。”这可能会引起风险，对投资国和投资目的地国都是不利的，因此要加强引导。我们现在对大额非主业的投资和一些不规范的投资行为要进行真实性、合规性的审核，引导企业审慎决策、精准投资、理性投资，这是必要的。“我们支持对外投资这个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徐绍史说。

　　中国一直致力于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对外资、民资、国资一视同仁，不给予某一个国家、某一类企业特定的“超国民待遇”，对有些产业、有些企业给予一些政策支持符合国际惯例。前不久，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提出20条措施。“我们要进一步开放市场，进一步引进外资，而且会在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上下更大的功夫。”徐绍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