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人在逃离雾霾 移民中介市场淡季竟成旺季

　　■本报记者 马维辉 北京报道

　　从口罩到空气净化器再到移民，为了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付出的代价正越来越大。

　　1月11日，北京诺亚新鸿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下称“诺亚移民”）市场总监徐艳告诉《华夏时报》记者，每到冬天，尤其是雾霾比较大的时候，他们的咨询量就明显增多，差不多能比春、夏、秋三个季节翻一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汪丁丁表示，如果国内的生存环境持续恶化，势必诱致中高收入群体，以及低收入但年轻的群体移民海外，造成“脑流失”。事实上，面对雾霾，所谓的“移民”早已不是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概念，加入移民队伍更多的是一群“从雾霾重的城市搬家到山清水秀的地方生活”的普通人。

　　决心

　　2016年12月20日8时许，周静（化名）安顿好停课在家中的儿子，驱车来到了位于北京朝阳门外的诺亚移民北京总部，办理了移民手续。3天前，她第一次打电话咨询移民事务，仅过了3天就痛下决心，签署了移民协议。而像她这样因为雾霾而移民的客户，移民顾问一周之内就接待了近十组。

　　周静是南方人，大学一毕业就来到北京打拼，经过数年努力，成了一名资深的培训讲师，爱人也已是某知名软件公司的技术总监。两人在北京买了房，安了家。

　　2012年，周静的儿子出生。同一年，“雾霾”、“PM2.5”也第一次进入了公众的视野。频频发生的重污染天气，让周静身边的朋友考虑移民，并劝说她一起办理。不过，当时的周静完全不为所动，在她看来，好不容易在北京站住了脚，因为一个雾霾就放弃来之不易的生活，不值。再说，政府也一直在治理，过几年或许就会有所改观。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2016年，曾经乐观的周静终于开始动摇。4年过去，雾霾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愈演愈烈。儿子4岁了，已经上幼儿园，每到冬天，就会不停地咳嗽，有一次甚至得了肺炎。周静和丈夫一趟一趟地往儿童医院跑，而医院的输液区全是和儿子病情相似的孩子。看着幼小的孩子打着点滴，输着抗生素，周静的内心非常痛苦。

　　2016年12月，北京又一次迎来了重污染天气红色预警，儿子又开始有咳嗽的迹象。这一次，周静终于下定决心，必须移民。

　　再过3个月，周静一家的永居绿卡就能下来了，她说她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一个新的开始。

　　“旺季”

　　徐艳发现，近两三年，每到冬天雾霾大的时候，咨询量就会明显增多，促签也特别容易成功。“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电话响个不停，顾问忙不过来，周末经常要加班，而且大家都在抱怨天气。”她表示。

　　很多时候，雾霾是一个直接的导火索。例如徐艳的一位客户，纠结了两年都没下定决心，最近因为雾霾，终于决定要移民了。

　　“客户关注移民时会考虑很多东西，如能不能适应国外的生活？能不能找到满意的工作？有很多现实的考虑。但有时候也会因为某一个因素触动了，就会迅速做出决定。他们觉得，在国外不管怎么样都会活得比现在好。”徐艳说。

　　甚至还有纯粹因为雾霾而移民的。诺亚移民高级移民顾问刘佳林的一位天津的客户，上个月找到他，开门见山地就问，自己想要躲霾，能不能给他推荐一个国家。在此之前，这位客户甚至从来没有过移民的想法。

　　过去，移民的很多都是高净值人群和“土豪”，为了进行海外资产配置、转移灰色收入，或者“跑路”；而现在，移民的群体则逐渐年轻化，很多都是家里有小孩的，孩子大约在4-5岁或者更小，抵抗力比较弱，一到冬天就容易生病，家长很着急。

　　也有不是为了孩子的。徐艳的一组客户，是两位50多岁的退休教师，把北京的房子和车子都卖了，“痛下血本”，就是为了“换一种活法”。

　　徐艳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时候，客户打电话来咨询，号码显示是海南或云南的手机号，她还以为是外地的客户。结果一问才知道，对方是北京人，只不过冬天跑到海南、云南去避霾。

　　“其实三亚、大理的房子也不便宜，同样的价钱都可以在欧洲买一套房子并且拿到一个身份了，因此很多人就把移民当做了一个备选方案。”刘佳林表示，还有的客户担心，南方的空气现在虽然好点，但以后会不会也有雾霾？

　　以前，在移民行业，一般春节过后直到10月份是旺季，春节之前则是淡季，因为中国人普遍认为移民是件“大事”，不愿意赶在过年之前匆忙办理，都想“过了年再说”。但在北京，由于雾霾的缘故，使得移民中介的淡季变成了旺季。

　　此外，刘佳林还表示，以前移民较多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南方，如广东、浙江、福建一带，因为那里有移民的传统。而最近几年，北方的移民人数渐渐多了起来。

　　代价

　　徐艳表示，最早，移民出去的人大多是企业主、公司法人或股东，现在范围则扩大了，教师、医生等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在北京，拆迁户也特别的多。

　　刘佳林说，这些拆迁户大多是“老北京”，他们的移民过程其实非常矛盾和痛苦。有的客户说，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朋友圈、事业都在中国，如果空气好的话，肯定不会走；但是，为了能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为了孩子能够呼吸到更清洁的空气，他们不得不走。

　　“干净的空气是基本的生存条件，不逼到一定份上，他们也不会做出移民的选择。”徐艳说，“有些人真的是犹豫了好几年，仍旧迟迟下不了决心。”

　　刘佳林表示，移民欧洲大约需要30万欧元，这笔钱其实算不上什么代价，真正的代价则是进入一个新的环境，需要重新适应新的生活、新的思维模式，包括新的语言。

　　汪丁丁曾经撰文指出，如果国内的生存环境持续恶化，势必诱致中高收入群体，以及低收入但年轻的群体移民海外——这一效应十分类似于持续战争诱致的移民潮。因为在马斯洛需求层级当中，基本的安全感，是最低需求。

　　而如果移民成本足够高，不难想象，最适合移民海外的将是那些敏感地不喜欢本国生活条件，并且具有高学历的人，这就是所谓“脑流失”。如果放任“脑流失”发展，北京地区最终将只剩下科技含量很低的产业，第一流的教师和学校将最早迁徙到污染更少的外地。

　　事实也似乎证明，北京对于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正在下降。这个冬天，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一直在寻找新的主教练，他们希望意大利名帅斯帕莱蒂能够出任；然而，斯帕莱蒂对于北京的空气质量非常在意，甚至给罗宁发过一张北京重雾霾的照片表达无奈，他的妻子也对雾霾极其抗拒。最终，斯帕莱蒂以无法说服妻子为由，拒绝了北京国安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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