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来自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的樱桃，从靠泊洋山保税港区码头到查验后放行，最快需要多长时间？上海给出的答案是：6小时。

　　如此迅疾的速度，得益于上海自贸区成立3年多以来致力攻坚的核心任务—制度创新。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至此，耸立于浦东外高桥保税区的那座醒目的“海鸥门”，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和使命。一场聚焦制度创新的“国家试验”从这里起航，“自贸区”的概念也从这里飞入寻常百姓家。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导、自贸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波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上海自贸区成立3年多以来的最大亮点，在于为了营商环境而进行的制度改革，如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建立、对特殊产品开通快速的“绿色通道”、在营业执照申请上从审批制到报备制的转变等，“对企业来说，制度上的转换和改进可使营商环境得以明显提升，这种提升在过去十几年间被提过无数次，但事实上都没有突破，而上海自贸区在这方面完成了实质性的突破”。

　　营商环境取得“实质性突破”

　　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3年多以来，试验区内新注册企业4万家，超过挂牌前20多年的总和。

　　去年6月，跨国医药巨头诺华集团斥资10亿美元，在浦东张江高科园区兴建了全球第三大研发中心，这也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国际前沿医药研发平台。

　　对于是否要落户张江，诺华曾经犹豫徘徊长达10年之久，其中最大的“心结”就是监管瓶颈。“医药研发与一般实验室不同，它需要进口大批实验样品和试剂，但这些样品每次进口量不会很大。”过去，检验检疫部门按照一般贸易的进口方式对医药研发试剂进行监管，“每批试剂进口都要审批，耗时可能多达20多天，等审批完，一些试剂的活性也消失了。” 诺华上海研发中心首席运营官蔡克文介绍道。

　　随着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上海国检局在自贸区内摸索出了一套针对生物医药研发机构的监管新模式，与国际惯例接轨，使得诺华上海研发中心能真正起到全球研发的功能。如此一来，让诺华彻底放下了“心结”，最终拍板将研发中心落子张江高科园区。

　　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副院长孙元欣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强调，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成就，具体体现在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税制法治环境改善、政府转变职能、科技创新和区域经济合作七个方面。其中，又以投资自由化即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成绩最为突出。在对外商投资实行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中，“负面清单”进一步对内资进行梳理，又建立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另外还有服务业扩大开放、境外投资管理制度改革，最终实现自贸区的外资比例达到了20%。此外，自贸区和国际接轨，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和美国的投资保护协定谈判，表现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新的投资贸易规则体系的建立。这一制度的建立方便外资进入，同时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

　　上海牌制度红利释放全国

　　2016年12月6日，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智库课题组发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三年总结和评估》报告显示，自贸区的一批制度创新系统集成成果已逐步在全国复制推广，发挥了先行先试、示范引领、服务全国的作用，实现了预期目标。其中，又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最为瞩目。

　　以上海海事局为例，3年多以来，海事局已取消行政审批项目7项，占比25%；取消行政备案项目8项，占比93.18%，停止实施行政备案项目26项；取消行政事业收费项目16项，占比61.54%；暂停实施相关规定类项目4项；分批下放25项行政审批项目至自贸区海事机构。“我们积极稳妥推进简政放权系列举措，突出一个‘转变’，打通改革‘最后一公里’。”上海海事局党组书记、局长陆鼎良表示。

　　2016年12月31日，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建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3年来，上海市、商务部等不负重托和厚望，密切配合、攻坚克难，紧抓制度创新这个核心，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工作取得多方面重大进展，一批重要成果复制推广到全国，总体上实现了初衷。”

　　习近平总书记亦对上海自贸区的下一步建设作出新指示：对照最高标准、查找短板弱项，研究明确下一阶段的重点目标任务，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力争取得更多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进一步彰显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作用。

　　在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副院长孙元欣看来，总书记的最新指示包含三层递进之意：第一，对上海自贸区三年来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鼓励上海自贸区继续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持续发挥排头兵的作用；第二，希望上海自贸区再上新台阶，研究明确下一阶段的重点目标任务；第三，希望上海自贸区发挥重要作用，取得更多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

　　“国家领导人给予明确的支持和赞扬，突显了国家对改革支持的态度，对改革者的肯定。”陈波着重对时代周报记者提到了指示发表的节点意义，“12月31日翻过来就是2017年，这一年，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十三五’规划进入加速度阶段，国家希望在2017年看到更多深化改革的政策，出现更多的改革亮点，并希望其他地方也能够积极跟进，放开胆子、大胆尝试，争取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继续将上海的制度红利释放到全国，为我国的经济增速做出应有的贡献。”

　　对标最高标准，直视“短板弱项”

　　2016年9月，全球瞩目的G20杭州峰会举办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新设立7个自贸试验区。至此，自贸区的“朋友圈”扩容至11个，自贸区改革也已由上海的“1.0时代”进入到如今的“3.0时代”。曾经一枝独秀的上海自贸区，选择直视自己的“短板弱项”和“薄弱环节”。

　　1月5日，上海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等一系列会议，研究上海自贸试验区下阶段改革创新工作。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会议中表示，要对照最高标准、查找短板弱项，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聚重点、求先行、抓突破。

　　“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创新是在我国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下展开的，比如贸易便利化方面有很多部门在管，比如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海关边防等，大家分头行动，就造成现在的制度创新要么各自在各自的领域里做，或者结合起来做一个‘单一窗口’，但改革仍然是分条线的，分散化、碎片化倾向比较严重，系统集成度有待提高。”孙元欣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道。

　　而在陈波看来，上海自贸区目前最主要的“短板弱项”体现在金融开放上。

　　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哪怕是发达国家而言，金融开放始终面临一把双刃剑。开放程度低，不利于融入国际经贸合作和往来当中；开放程度高，又容易引起金融波动甚至金融危机。陈波分析说，我国目前在金融开放方面走得比较缓慢，客观原因有两点：一是现在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不稳定；二是我国原有金融体系—由国有经济即国有银行、国有金融机构把持造成整个金融体系相对于发达国家比较脆弱和幼稚，金融部门在配置金融资产时效率比较低下，同时我国相关监管机构对金融监管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还远远不够。“进行改革和开放，以市场的指导和法律法规来规范金融行为，对管理经验不足的金融管理者来说可能很难。”陈波说道，“国家在金融方面非常审慎，在自贸区改革中只有上海自贸区能够做金融改革，在开放的同时积累政策经验。但即便在上海自贸区这样一个全国监管人员素质最高的地方，我们目前的金融改革依然落后于大家的预期。”

　　此外，陈波指出：“上海自贸区对‘负面清单’本身的意义、内涵和外延理解得还不够透彻，导致很多外商投资者处于逡巡状态、不敢贸然前进。‘负面清单’不是为了对外商进行特殊的招商引资而给予的优惠政策，而是要制造开放型营商环境的一个规章制度，其规定是法律不禁止或者不限制即享受准入前国民待遇，即外商、民企和国企在同一起跑线享受同等待遇。现在很多官员，在执行当中仅仅把‘负面清单’作为吸引外商的一种手段，忽略了对民企的开放，会引起反弹和误解。”

　　针对以上短板，陈波建议：“从上海自贸区自身来说，下一步改革的主要任务在金融和法治即‘负面清单’方面。”陈波建议，“负面清单”已经在上海自贸区内进行了长达三年多的实验，一定要进行相关评估和总结—尤其是大数据的总结，对自贸区“负面清单”的实验效果、目的和意义进行自我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