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两孩”实施一年，多生了131万人。但调查显示——

　　养娃成本太高 七成不愿再要

　　来源：人民日报

　　本报记者 李红梅

　　目前，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满一周年，政策反响如何？是否符合预判？1月22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召开新闻发布会，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妇幼司司长秦耕介绍，根据国家统计局1‰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全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根据卫生计生统计数据，全国住院分娩活产数为1846万人，两孩政策效应初步显现，符合预期。

　　2016年出生人口达到2000年来最高水平，两孩比重占全年出生人口45%

　　杨文庄介绍，2016年是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第一年，也是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的第三年，出生人口达到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比2015年的出生人数1655万，多了131万。

　　“200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771万人，之后下降到2002年的1647万人。2003年到2013年这十年间，出生人口始终在1600万上下波动。”杨文庄说，2014年以来，伴随着生育政策调整完善，出生人口有了明显增加，尤其是2016年，超过了1786万，是2000年以来最高的出生人口年份。出生人口比“十二五”时期年均增加了140万以上，所以政策实施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杨文庄介绍，生育政策调整完善，带动了两孩出生明显增加。2013年以前，两孩出生比重在全年出生人口占比始终保持在30%左右。2015、2016年，两孩及以上占比超过了45%，提高了十几个百分点。

　　根据之前的测算，“十三五”期间是生育政策调整完善，特别是全面两孩政策效应集中释放的一个时期，年出生人口在1700—2000万人之间，总和生育率在1.8左右波动。“‘十二五’期间育龄妇女每年减少350万人左右，‘十三五’每年减少500万人左右，由于生育政策调整完善，出生人口仍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说明政策效果显现。”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目前看还是完全符合预判的。”杨文庄说，但相关配套经济社会政策和群众生育意愿、生育行为还有一定差距，还需要完善有关的配套政策措施。

　　符合全面两孩政策人群中，35岁以上占了2/3

　　秦耕介绍，2016年，全国住院分娩活产数达到1846万，较2015年增长了11.5%，两孩比例和高龄高危孕产妇比例明显增高。2016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9.9/10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下降到7.5‰和10.2‰，在2015年基础上稳中有降。

　　符合全面两孩政策人群中，35岁以上占了2/3，属于临床的高龄产妇。秦耕介绍，去年上半年，卫计委印发意见，以高龄产妇为重点，全面加强高龄、高危孕产妇的管理服务和临床救治。主要突出三个方面。

　　一是关口前移，加强生育前的咨询，为这些高龄妇女规范提供科学备孕的指导、妊娠风险的提示等服务。

　　二是抓住关键，做好孕产妇的系统管理，筛查危险因素，识别高危孕产妇，对高危孕产妇严格实行专案管理，密切监视治疗妊娠的合并症和并发症。

　　三是守住底线，强化危急重症的转院和救治，完善孕产妇和新生儿危急重症的转诊和救治的网络，保证危重的孕产妇和新生儿能够得到及时转运、救治，确保有效衔接和绿色通道畅通。

　　秦耕介绍，将依托产科儿科实力强和综合救治能力较强的医疗机构，加快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建设，健全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转诊、会诊网络，提升救治能力和水平，确保急救“生命通道”畅通。2017年年底前，省级要建立若干个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市、县两级均要建立至少1个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和1个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

　　调查显示，育儿成本占到我国家庭平均收入近50%

　　杨文庄说，根据卫计委2015年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因为经济负担、太费精力和无人看护而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分别占到74.5%、61.1%、60.5%。照料压力、养育成本、女性职业发展，以及追求生活质量等因素，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约束增强了。

　　有调查显示，育儿成本已经占到我国家庭平均收入接近50%，教育支出是最主要的一个负担。托育服务短缺非常严重，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80%的婴幼儿由祖辈参与看护。近年来，大中城市房价攀升，影响一些家庭的生育决策。一些用人单位担心女性生育两孩提高用人成本，一些地方女性产假、哺乳假等权益落实不到位。母婴设施缺乏，女性在兼顾家庭和事业发展方面，存在着很多的顾虑。

　　杨文庄说，中央明确提出构建家庭发展支持体系，鼓励按政策生育。国务院40多个部门明确分工，推动任务落实。一方面，积极构建配套的政策体系，完善医疗、托育、教育、社保、税收等相关经济政策，加强妇幼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基本生育免费服务制度，加强儿童医疗服务供给。积极开展托育服务，大力推进学前和中小学义务教育均等化，开展相关福利制度的政策研究，完善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措施，保障女性就业、休假等合法权益，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各国在鼓励生育上，主要采取经济支持、提供托幼服务，还在女性就业方面提供一些便利和促进政策。但政策实施的效果一般有5到10年的滞后，这也提示我们需要在政策制定落实方面，加紧做、加快做。”杨文庄说，另一方面，也要大力加强新型人口文化和生育文化的建设，倡导家庭负责任、有计划地生育。重视家庭建设，夫妻共同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不要把责任都推给母亲。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比如加强助产服务、加强妇幼保健能力的建设、加强托育服务，保障女职工生育期间的劳动权益等。

　　针对一床难求的现象，秦耕认为这不是全国普遍现象，主要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尤其是在三级医疗机构。“通过调整扩增、分级建档、联合互动等方式，力争在一个区域内每千分娩量达到17张产科床位。”他说，在加强机构建设、补齐硬短板的同时，加强紧缺的人才队伍建设，包括儿科医生、产科医生、助产士等等，希望在“十三五”期间，增加紧缺人员1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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