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张鸣撰文指出，代际财产传递不稳定，那么富二代缺乏教育，不立志，做纨绔的问题，就不好解决。反正就是为了享受的，那么，把父辈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家业败光，也就是一种享受。湖南话说，崽卖爷（父亲）田不心疼。本质上是因为，即使崽不卖爷田，这个田也没准不是自家的了。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佛教传入中国，人生无常的理念，特别容易被人接受。中国周期性动荡，没有一个王朝，能够长治久安。一到王朝末年，刀兵四起，兵燹遍地，然后瘟疫灾害流行，人死大半，遑论财富？人世间所有的富家儿，官家儿，都填了沟。能够侥幸活下来的，再重头开始。即使是太平年景，也不保险，即使贵为高官，富甲天下，没准哪天得罪了谁，皇帝一纸诏令，什么都没了。就算这些你都躲过去了，也抗不住富不出三代的法则，天灾人祸都不论，单讲分家，一代代分下去，家产也会越变越薄。

　　中国早就没了贵族，隋唐之后，世族门阀也没了，用钱穆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大门槛消失了。但是这不意味着国人不喜欢财富，不喜欢财富甚至地位的世袭。有钱有势家族的子女，别人虽然看着羡慕嫉妒恨，但奉承一般是缺不了的。没有功名和官位的土财主，土商人，待遇要差点，但有功名和官爵的士绅之家，绝对是一个社区的中心，大家趋奉的对象，人们眼中的典范。叶浅予先生回忆说，他父亲中了举人，仆人抱他上街，街上的摊贩，纷纷把好吃的塞给他，走一圈，就收获一堆果子和零食。

　　虽说科举制度下，考试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即便考试非常严格，录取也没有舞弊，但官宦子弟，富豪儿，还是比贫寒子弟拥有更多的便利。可以找更好的老师，有更好的复习资料，有更好的学习条件。然而，据吴晗和潘光旦的研究，在明清之际，能考上进士的，还是以“中小地主阶级”的子弟为多，这种“中小地主阶级”，换句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没有功名的土财主和低级士人。

　　有钱有势的阀阅之家，子弟多半不够勤奋，甚至变成无所事事或者惹是生非的纨绔。到了这个份上，家业即使不败，也为之不远了。记得读过的一则文人笔记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某大家造房子，房子盖好了，主人请工匠坐上席，让自己的子弟坐下手。工匠感到诧异，主人说，就该这样，你们是造房子的，他们是卖房子的。

　　诸子平分的家产分割制度，导致富人的财富难以聚集。有人论证说，正是因为这个制度，导致中国产生不了百年的富豪之家，也罕见百年不衰的商号，而在欧洲和日本，这样的商号、企业从来都不缺乏。然而，这样的制度，无非是社会惯例，并非官府强制制定的规则。我们要问的是，为何中国古代会产生这样的社会制度呢？

　　显然，这样的社会制度，跟变幻无常的政治局面有关，跟财富没有切实的法律保障的现实也有关。政治局势变幻无常，已经不用多说了。而财富的保障问题，在古代一直就是一个大的困惑。说起来，任何一个朝廷的法律，都宣称要保障私有财产，一般性的财产侵夺官司，都能得到官府的受理，民间的财物往来的契约，也能得到尊重。但是，一旦官府有心剥夺一个人或者家族的财产，还是有太多的可能得手的。即使你贵为高官，哪怕皇亲国戚，只要皇帝要抄你的家，你还是逃不了。现存的北京各个王府，其实它们主人，都换了好些个。现在作为旅游热点的恭王府，此前就是和珅花园。

　　退而言之，就社会氛围来说，尽管多数人都幻想做富翁，做高官，但社会上的仇富仇官意识，均贫富的意识，却从来都是很强烈的。每到社会秩序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吃大户，均贫富的口号，从来都是可以蛊惑人心的。尽管实行均贫富的好汉，最终把财富和女子都均到了自己家里，但就是有大批的人乐意跟着他们走。这种状况，使得已经富起来的人，总是躲不开家产被抢的梦魇。

　　既然没有切实的私有财产的法律保障，而且社会定期动荡梦魇又挥之不去，那么对于有钱人来说，诸子平分的制度，显然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至少，可以让自己的子弟，尽早尽快地享受自己挣来的财富。所有自己的骨血，都利益均沾。而财富的积累，家族事业的壮大，则是排在后面的选择。而不是像同时期的欧洲和日本那样，长子继承，逼其他的儿子外出闯荡，自己打拼，创出一份家业来。有这样的社会制度，在转型到资本主义之时，资本主义也就比较容易生长起来，不像中国，总是萌芽。

　　中国人感慨人生无常，缺乏长远的打算，已经成为一种近乎固化的民族积习。而这种积习，事实上是跟严酷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人们在贫苦之时，拼命挣钱，自苦到了近乎自虐的境地，但是，一旦发迹，对自己的子女，则百般骄纵。几乎根本不考虑子女今后将怎样在社会中立足。即使家业可以继承，也无非在三代以内的视野里加以考虑，三代以后，基本上就随他去了。近代中国，就是有这样的有钱人，鼓励甚至诱惑子弟抽大烟。因为抽了大烟，无非变成烟鬼，其时鸦片又不太贵，家产足以让他抽一辈子了。变成烟鬼，就不会出去狂嫖滥赌，糟害家产，儿子一辈子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过下去。至于后来的事儿，他们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吧，没准社会又乱了呢？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骄纵儿女，富家儿自我的骄纵，都可以说是一种策略，一种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的无奈选择。

　　工商业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古代，自春秋时起，就有发达的商业，商人从来不是一个人数稀少的群体。但是，在那个年代，商人一旦发迹了，就会课子读书，考科举改换门庭，让自家的子弟变成士绅。然后买田，变成土地主。在商人没有正常地位的朝代如此，在商人有正常地位的朝代，也是如此。这样的社会，工商业能发展起来吗？但是，商人为何要这样选择呢？还不是因为政治和政治制度。

　　在中国，什么都不好使，只有官家的权力好使。但是，行使官家权力的人，也每每处于命运无常的状态，无论有多大的权势，泼天的富贵，时局变幻，就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了。有权人尚且如此，平头百姓，就更没有保障了。人都是自私的，中国人也希望自己家子子孙孙兴旺发达，家业越来越大。但是，这样的希冀，根本就实现不了，那么，官二代和富二代，也就只好胡吃海塞，花天酒地了。社会财富的积累，生产的扩大，都谈不上。

　　过有预期的生活，是人类恒久的追求。不仅希望自己的生活有预期，自己子女，一代代都有预期。所谓有预期的生活，就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一个安定的生活状态，人们今天做了什么，明天后天大体可以预计得到什么结果，不会为经常发生的不测事件所打断，更不会遭遇法律之外的无妄之灾。然而，这一切，恰是国人千百年来，可望不可求的。

　　代际财富传递的不稳定，本质上是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没有一个可靠的法律和制度。人人没有长远打算，捞一把就走，那么，市场的自发秩序，就难以建立。人们不仅希图侥幸，铤而走险，而且更趋向于借助权力和其他不正当的势力，攫取超额的利润。反正都是临时打算，自己发财之后，管它洪水滔天。环境破坏，民怨沸腾，谁去管得？

　　代际财产传递不稳定，那么富二代缺乏教育，不立志，做纨绔的问题，就不好解决。反正就是为了享受的，那么，把父辈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家业败光，也就是一种享受。湖南话说，崽卖爷（父亲）田不心疼。本质上是因为，即使崽不卖爷田，这个田也没准不是自家的了。

　　当然，要想解决这个千古难题，建设正常的法治社会，建设切实保障私有财产的制度，才是根本。有了这些制度和法治，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才能有希望。实现这些，把希望放在明君和清官身上，都是镜中月水中花，靠不住的。能靠得住的，是国人自己看清方向，理智的一代代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