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VI中国制造2025指数，是CCVI通过量化《中国制造2025》目标和内容，在进行关联数据项集合、政策极权权重分布等因素指标而编制，目的是为了监测、评价《中国制造2025》部署和实施进程、发展趋势。

中国愧对世界的制造业机会

在发轫于开放政策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导引下，中国走完了中国特色的“制造业”旅程，制造业没有为中国培育出真正的“中国制造”，盖因为从来没有所谓的“中国制造”，而是将“中国加工业”错位于“制造”。

这种莫名其妙的自我感觉出奇的良好，虽然与政府好大喜功密不可分，但主流经济学家们对什么是制造、什么是加工，有意或无知混淆亦难辞其咎。由此，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亦成为长城墙外的笑柄：世界距离中国越来越远，中国巴结世界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依据工信部部长苗圩对《中国制造2025》的解读，以及对全球制造业的四级梯队描述，即以美国主导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为第一梯队，以欧盟、日本占据高端制造业领域为第二梯队，而喧嚣尘上的新兴国家包括中国，仅仅在中低端制造领域的第三梯队，因为所谓的第四梯队指的是资源输出国如欧派克以及非洲、拉美等，这些国家和地区历来不依靠也从无建立工业基础，所以，中国应该是在世界制造业的最低端，甚至只有“制造”而无“业”，因为这一“制造”仅仅是行为如加工业，而“制造业”则是完整的产业形态。

在CCVI中国制造2025指数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所进行产业政策梳理方面，采取战略、支柱、先导、基础、标杆五类序列划分，进行CVI价值指数SCP模型（产业投资安全Security of industrial investment、产业投资竞争力competitiveness of industrial Investment、政策风险指数Policy risk index）缕析，中国与世界在制造业及产业之间的对比，并没有明显的缩小趋势。相反，通过产业政策风险曲线模型即部门极权化倾向、产业对外依存度、产能国内需求、信贷总量产业投放分布进行决策风险监测，政府并没有找到改变、改善这一形势的系统化设计方式，但已意识到调整这一形势的严峻性。

互联网+、“双创”仅是一种计划性的改革运动

《中国制造2025》的背景是德国工业4.0，但没有多少理性的声音，去对比和分析中国“制造”与德国制造的差别势如天壤。这是一个非常不好意思的对比，但“中国制造大国”的鼓吹者们，仍然一如既往地自我感觉良好。

当政府决策层，真正面对中国制造业的困境时，发现泱泱“制造业大国”居然找不到成功的榜样！在国有企业方阵里，除了享受政策红利、垄断庇荫之外，在全球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力乏善可陈，所依赖或自我标榜的制造业核心技术，自己心知肚明有多少是“原创”。政府需要一个“筐”、或者优化中国“制造”的工具，互联网+，随即出台。

互联网本是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而互联网应用技术与制造业之间，并无舍我其谁的必然关联性。但政府视互联网为以不变应万变的神丹妙药，对互联网之“画龙点睛”的功能多少有些撒呓挣。

与政治变革最终有赖于通过“小组”集权形式推进，多少是与对目前行政部门深度失望有关类似，在国家经济活动领域，同样存在这种深度的失望即目前的行政部门，从某种程度里，不但不能承担中国发展的正常运转职能、甚至还可能干扰和阻碍改革进程的顺利实施。

于是，大众创新 万众创业（简称：双创）作为国策推出，其意旨是为了在创新驱动中，对中国制造进行自下而上的迂回包围。因为，互联网+、“双创”无一不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

由于互联网的“民主”特征，以及直接以“大众”、“万众”与创新、创业关联，中国制造演变成举国上下的群众运动。与政治变革所采取的自下而上的“小组”集权模式相对应，经济领域则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放权、最后铺到“大众”、“万众”层面，由此形成了完整的习李体制功能闭环组合。

但是，如同“小组”集权模式可以到达什么目标，以及所依赖的新权威主义理论，已经加剧这一集权无退路困境一样；以《中国制造2025》为引擎，所寄托于互联网+、“双创”之群众运动，能否到达预期的目标愿望，并不是心里托底，多少有些孤注一掷的意味。

阿里巴巴等无疑是一个“坏榜样”

用于“中国制造”缺乏一个足以纲举目张的样本，最终互联网+，所谓B(百度)、A（阿里巴巴）、T（腾讯）即成为天之骄子。其中，阿里巴巴及马云风头更紧。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的互联网+，就成了BAT+中国制造。

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拉郎配，而是一场胜算难料的拉锯战。因为BAT无论哪一家，在中国成为巨无霸，是时势造英雄，具有历史契机的偶然性，而不是技术创新的产物。BAT成为巨无霸，是一场场烧钱大战+应用的阶段性使然。假如放开谷歌，百度死活难料；假如放开亚马逊，阿里巴巴必遇坎坷；至于腾讯，拿来主义如果到中国境外，麻烦缠身也未可知。但他们幸运在，有世界上最有力的一只手即中国政策驱动型市场模式；有人口众多如此体量的草莽市场后盾，再加上背后世界最具有投机眼光的强盗资本，源源不断地输血砸钱，中国除了BAT之外，在短时间内，很难出现新的BAT!

不能不说，这只有在中国这块制度土壤，才会出现的奇葩！比如说，BAT是否涉嫌反垄断……，假如说在美国，BAT是否面临着如微软那样的肢解？！如此种种，只有在中国，政府才会骄纵其任意作为。而判定一个企业，是否形成垄断质疑，首当其冲是其是否对这个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伤害。而如今BAT之规模和霸道，有多少个同业竞争者可以脱颖而出？除非其有超过BAT背后的等量资本输血，方能有些许的把握。

而在互联网领域，BAT无疑已经属于传统层面，即依靠先入机遇，实施并不断地强化其垄断地位。因为除了垄断，他们可说毫无特殊竞争优势。政府要依赖他们做互联网+、“双创”的领头羊，极易陷入尴尬境地：政府为了赋予其特定角色，必须通过放任其某些胡作非为、如被称之为“假域山货”、“贼”的阿里巴巴及马云，敢与政府治理假货的行政部门对决并其妥协；与此同时，政府赋予特殊待遇，并不可能换来BAT们对“双创”的支持。他们不可能“孵化”或培养自己的潜在对手，因为“双创”意味着更多的竞争者的加入和参与。因此，他们于“双创”，不但不会支持，而且还会抑制。这一点，当使政府行政意愿落空。

事实上，BAT在近年已经达成了某种消灭或抑制潜在对手的“默契”，他们提供挑拨恶性竞争等手段，低价吸收他们需要的平台产品，而不是给这些“制造业”发展壮大的机会。一旦构成丝毫威胁，立即进行收购。他们的目标是，做互联网领域的“政府”，让所有“双创”者们为他们打工！

当然，为了强化这一垄断的绝对优势，正在完成所谓转型，比如阿里巴巴向数据金融的转型，马云即有谓：阿里会成为一个数据公司。为了褫夺“数据”，阿里不择手段使自己成为“假域山货”和“贼”，目的是将这些“数据”用于“宝”和蚂蚁金服等等运营。所以，在维护市场道德性方面，马云选择了做“贼”，而不是对品牌和知识产权的维护。

所以，英语教师出身的马云，即使一口流利的英语，但掩盖不了“贼”的口音。阿里巴巴永远成不了伟大的公司，尽管可能会一时“巨大”，那也只能是资本“伟哥”的功效，而不是自己就真的那么强。

“空间”革命：政府摸不着体验的脉

在互联网+的政策里，多次提到“空间”概念。而事实是，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层面，并没有真正理解何谓“空间”，以及为什么要有“空间”。

“空间”不是中关村(000931,股吧)“创业大街”，不是卖咖啡的和投资客或掮客扎堆儿的地方就叫“孵化器”。因此，“创业大街”刨了个“空间”的坑儿，各地去学习回来纷纷跳进“坑”里，最后发现还是要自己爬上来，“空间”救不了自己！

而与此同时，中关村式的“空间”，只能是总理手中的那杯咖啡：泡沫不少！但，除了泡沫，还有什么呢？！

当再回来看《中国制造2025》、以及互联网+，以及“双创”时，会发现后者仅仅是概念，无论是互联网+，还是大众创新 万众创业，仍然要由政府来推动。并不是只有国有垄断企业与国家高层博弈，任何企业一旦到达一定规模如BAT等，同样与国务院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这种关系，损害了相互的信任，形成了一种互害模式。而政府需要带动市场的手段，不是通过所谓“榜样”或“样板”的力量，而是通过法治和公平市场的品质。

很显然，无论是政府，还是BAT，都需要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空间”。因为，“空间”不仅仅让政府部门反省什么是“中国制造”，还可以成为阿里巴巴们的解困药方。“空间”不是咖啡馆至少不仅仅是，也不是园区，而是制造业资源价值重构，包括制造流程向用户体验的转变。“空间”不单纯属于物理范围，甚至虚拟领域，而会是一个“生产单位”或“制造车间”。“空间”必须满足人们首先需要定价交易机制的需求，然后辅以产品标准定制流程。在这样的“空间”里，需求与攻击无缝对接、相互转换，一切通过标准和订单对接，而没有库存、更没有假货，一切皆在体验过程开始和结束。

所以，“中国制造”如果不能完成“空间”革命，则只能距离如德国工业4.0这一里程碑越来越远。而当下需要解决的是，中国给世界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品质，政府与大企业之间，皆在法治之下、各有边界，一律平等而不是相互利用。如BAT成长仅仅是机会和概率的结果，是偶然性的产物，并不具有复制性。而一个正常的社会或市场，必须依靠必然性才能健康运行，什么是必然性？比如勤劳一定可以致富，这就是必然性。而致富到什么程度，那依据每个人对财富的标准以及靠谱的程序而完成。

（作者为国际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学会[IIESTI]会长、CCVI中国价值指数首席研究员）